北京最好白癜风医院信息 http://pf.39.net/bdfyy/bdfzj/200102/7732319.html二一西域的特色服饰不能随便露脸一旦踏上伊朗的土地，女性就必须用布把头部包起来。宾馆的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仅限伊斯兰装扮的女性。所谓伊斯兰装扮指的是“巧杜”，是一种从头罩到脚的罩袍，非伊斯兰教徒的人一般不会备有巧杜。巧杜的主要作用是遮盖头部，领会了这一点，用普通头巾把头发遮住就可以了。听说过去并没有要求外国人也遵守这个规矩，但容许例外反而不便于实施，于是变成凡是女性，不论国籍宗教，概不例外。从东京到德黑兰的航班上，空中小姐也有日本女性，她们也都用黑布包着头。第一次见还以为是天主教的修女，倒也别有一番魅力。巧杜这样的装扮起初是为了遮盖魅力以免男性看到。因为遮盖得相当严实，完全显示不出身体线条，让人看不出是美腿还是粗腿，这一点跟长裙与和服倒也相似。巧杜（Chādar）是波斯语，也有帐篷或桌布之意，原意是“大块的布”，用于帐篷的例子甚至比用于女性服饰的时候更多。游牧民族叫做“巧杜尼西扬”（nishin，意为“坐”）。阿拉伯语称之为“哈巴拉”（habara），听起来淡而无味。说到女装，就像越南的奥黛和印度的纱丽，单听名字就给人华丽的感觉。巧杜则不然，它与帐篷、桌布同名，无法跟华丽的印象联系在一起也是当然的。《古兰经》规定，女性除了在近亲的男性面前之外，不能暴露自己的肉体。但这里说到的肉体所指的范围，却因后世的伊斯兰教学者的解释而异。日常生活当中，难免要露出脸部和手部。除脸和手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被认为是必须遮盖的，并且脸也要尽可能地遮住。大概巧杜的出现也是基于这样的解释。不只是在伊斯兰教国家，世界各国的贞淑女子也大都不爱抛头露面。男性的占有欲使之更进一步，俨然有“你是我的，岂能让别的男人看了去”的架势，于是才出现如此不自然的遮掩方式。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以邪淫为罪，不过邪淫的标准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如果连看见美女而产生的兴奋之情都算邪淫的话，令我们兴奋的美女应该也有一份罪。她们在不知不觉间犯罪，所以美貌必须遮掩——巧杜中仿若隐含着人的本性。巧杜可以从头罩到脚，所以也起到面纱的作用。只遮住脸部的面纱叫“黑加卜”（hejāb），通常译作“面纱”。我们时常可以看到用作时装的面纱，甚至觉得它非常漂亮。然而一旦看到戴着不透明面纱的女性走过，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巧杜可笼罩全身，却无法完全遮住脸部。即便把巧杜从头顶前方垂下一部分，最多也只能遮住眉毛。伊斯兰教并未把脸和手也看作“耻部”，这也意味着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就都成了“耻部”。连容许露出的脸部也要用面纱遮住，我觉得其中抑或存在着超乎戒律的因素。实际在很多时候，蒙上面纱还不够，还须用手拉着，几乎把整个脸全遮住，只让两只眼睛从缝隙中望出来。我发现只看眼睛的话，不论什么样的眼眸，都让人感觉对方是一位绝色美女，虽然这并不是这种服饰习惯预期的效果。只不过越是遮掩，越能撩动人的好奇心，甚至能在人心中引发美化效果。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一带，巧杜和面纱都不是那么常见。一到喀什，就猛然多起来。喀什的巧杜颜色并非纯黑色，而是近乎深咖啡色，面纱也很多见。面纱使用孔眼较大网状布，以便看清前方。但是从外向里看——看脸——却什么都看不到，根本无法辨别老幼美丑。与其说与时装面纱似是而非，还不如完全把它当作另一种东西更妥当。因此说南疆（新疆南部，即喀什、和田一带）比较保守，似乎又不尽然。在身着如击剑面具一般的巧杜、头戴面纱的女性身边，女司机驾驶着公共汽车疾驰而过。在北疆我却没有见到过公共汽车的女司机。当然开公共汽车的女性头上只包了一块头巾。工作岗位之外，也许她的装扮仍然是一身咖啡色巧杜，脸上还蒙着面纱。多重着装伊朗是巧杜的世界，不过巧杜并不仅限于黑色。虽然鲜有花哨的大花纹样，但巧杜的颜色其实相当丰富，可以说几乎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穿的是黑色以外的巧杜。原则上巧杜必须是素净的色调，但和斗篷一样，下面穿的衣服从外面是看不见的。或许在巧杜之下，穿着的是花衣裳也说不定。丝绸之路的主调是沙漠或草原，不是一色黄就是一色绿。颜色虽鲜艳，却过于单调。我在吐鲁番沙漠里见过蒸汽机车，机车涂成鲜红的车轮在满眼单调的黄色中显得非常美丽，而在上海一带的车站见到的红色车轮却显得俗气。我不由再次感叹，原来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同样的色彩可以给人留下如此迥异的印象。说到色彩，丝绸之路的女性服装除巧杜之外，也多是艳丽的原色。红色和黄色相交的服装是丝绸之路上的年轻女性最爱的样式。虽然各地有各自独特的服装，但总体氛围很相似。例如库车民族服装是一种红色的长外套，里面是黄色，舞蹈时衣袂翻飞，十分漂亮。也许因为都是用原色相搭配，所以才能酿出共通的氛围吧。若论鲜艳夺目的话，要数伊朗卡什伽尔族女性的服装。卡什伽尔族属土耳其族系，在伊朗是少数民族，人口只有十多万。他们使用的语言不是波斯语，而是土耳其语族的语言。和拜火教徒以及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一样，作为伊朗的少数民族，他们得以保持固有的生活习俗。大部分卡什伽尔族现在依然过着游牧生活。每当迁徙的时候，他们会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我随同ＮＨＫ前往设拉子采访，在途中偶遇卡什伽尔的婚礼。女性们与其说是盛装，不说是重装更为恰当。说起来，巧杜也是多重着装。伊斯兰教徒必然要做礼拜，严格依照戒律的话，每天必须做五次。色彩艳丽的服装跟礼拜的氛围极不谐调，而只需在衣服外套上朴素的巧杜，问题就解决了。另外，多重的着装跟丝绸之路严酷的气候也有关系。早晚气温骤降，一不小心就会着凉。尤其对于过着游牧生活的人来说，更必须随时做好适应气候的准备。常言道，习惯成自然。我们觉得无法忍受的厚重服装在卡什伽尔族人看来，似乎并不以为苦，他们的身体早已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丝绸之路所到之处几乎都是干燥地带。沙漠上不时还会降沙暴，即使不至于像沙暴那么严重，飞沙走石的强风也是常有的事。记得从喀什到和田的旅行中，我把相机镜头放在密封的铝箱中，再装进外面用塑料布包好的皮箱里。即便如此，我震惊地发现镜头上仍然沾了一些细碎的沙粒。我可以理解，对于当地人来说，防沙的意识俨然已是一种本能。不论男女都不把头发露在外面，这绝不是因为宗教戒律的规定。遵照戒律缠头布的，大概只有印度的锡克教徒。锡克教的戒律是五个Ｋ——Keshdhai（头发）、Kangha（发梳）、Kachk（及膝上衣）、Kara（手镯）、Khande（佩剑）——绝不离身。因此锡克教徒从出生时起就不能剃发，因此头发极长，必须束发，还要用缠头把头包起来。《古兰经》中没有类似的规定，所以也有不用缠头而是戴帽子的伊斯兰教徒。这也是一种保护头发不受沙尘侵害的生活智慧吧。另外，缠头据说还有吸汗的作用。在干燥地带，最贵重的莫过于水。即便沾上沙尘或汗水，也不可能随时洗头，因此遮盖头发的习惯应该是自古就有的。无关紧要却又举足轻重的帽子前面说到缠头还是戴帽子的问题，其实解下缠头，下面是戴着帽子的，就是紧贴于头皮的所谓碗形帽。缠头是包在帽子上的，所以解开缠头，就剩下了帽子。阿拉伯语把缠头叫做“伊麻玛”（imāma）。缠头（turban）是属于印欧语系的词语，是从波斯语“杜尔邦得”（dulband）派生而来的。附带说一句，有人认为“郁金香”（tulip）这个词也出于同一语源。说到郁金香，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荷兰，其实郁金香原产于西亚。虽然缠头的作用在于保护头发不受沙尘和汗水的侵害，但是头上戴的最易惹人眼目。因此缠头的颜色、额头上方佩戴的徽章等就用作识别的标志。比如曾有这样的规定：信徒可以缠头，非信徒则不可以。还有阿拔斯王朝用黑色缠头，法蒂玛王朝用白色缠头，一见即可识别。《古兰经》中不曾提及的事项，通常参照据传为穆罕默德言行录的《圣训》。但《圣训》是在穆罕默德死后辑录而成的，年代相隔，不能说都有着坚实的依据。关于缠头也一样，《圣训》中有好像几处提及，但并非绝对。据说穆罕默德进入麦加的时候，身着黑衣，头上包着黑色缠头。因此有人说黑色缠头才是正统，也有人认为白色最为普遍，所以白色为佳。另外传说穆罕默德原本喜好绿色的缠头，但异教徒也使用绿色，因此被禁止了。有人认为使用绿色缠头的是继承穆罕默德血统的人，这大概是因为绿色是天国的颜色，且深受预言者的喜爱。去过麦加朝觐的人可获得“哈支”的称号，并具有带绿色缠头的资格。虽然都叫缠头，其实种类繁多。在伊朗，阿富汗难民可以被一眼认出，也是因为他们高高隆起而且蓬松的缠头。毕业于开罗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的人，他们的缠头一定是白色的。还有伊斯兰法学家、神秘主义教团修道者（德尔维苏）的缠头也可以一眼分辨出来。萨迪的诗中有这样的故事。有个人在沙漠中口渴难耐，终于找到一口井，他把缠头解开，把下面的帽子作水桶，用缠头作绳子把水打上来。还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官吏捉到犯人之后，用缠头代替绳子把犯人捆绑起来。另外，听说固定马鞍的时候也可以用缠头。虽然如此实用，但人们最初应该没有考虑到这些用途吧，不过是因为刚好没带绳子所以才用缠头来替代而已。只要习惯了，缠头也可以迅速戴好，但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来说，它还是过于繁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缠头成为分辨近代化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标志物。戴缠头的是保守派，戴帽子的则被看做进步派。那种形状就像把花盆倒过来，我们称之为土耳其帽，其实并不是土耳其所特有。在奥斯曼帝国的时代，土耳其帽曾被称为“非斯”。非斯是非洲地名，那里的居民戴的就是这种帽子。马茂德二世（—年在位）将之规定为国帽。马茂德二世身处拿破仑进攻埃及、希腊独立（埃及和希腊当时都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的艰难时代，曾努力推行国政改革。他和儿子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年在位）的当政时期被称为“坦志麦特时代”，相当于奥斯曼帝国的革新时期。由于缠头不适合现代生活，所以强制采用了更为简便的非斯帽。奥斯曼帝国的皇帝是穆斯林君主，是伊斯兰教的中心，非斯帽也被当成了穆斯林的象征。非斯帽被规定为土耳其国帽，人人都以为它是土耳其特有的帽子，名称也变成了土耳其帽，并固定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爆发由基马尔领导的革命。年，奥斯曼帝国灭亡，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果断推行了多种多样的改革。为了建立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实施政教分离，摆脱宗教旧俗。原本用阿拉伯字母表记的土耳其语，也改为用拉丁字母表记。因为土耳其语中有一些用拉丁字母无法正确表述的发音，为此又创造了数个特殊文字，总称为“新土耳其文字”。在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中，非斯帽也就是土耳其帽被禁止了。因改革被采用的帽子，在下一场改革中又遭到废除，这帽子的命运颇具讽刺意义。废除的理由，据说是它过于古旧，地方特色太浓。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土耳其仿佛一个重病的巨人，国家落后，国民懒惰，帽子成了这种形象的象征。由于本来就不是本国固有的事物，废除起来十分干脆。曾为进步派象征的帽子，不知什么时候竟变成了保守顽固的标志。废除了土耳其帽的土耳其，接着又必须戴上西洋的高帽。禁止土耳其帽是年12月的事。同时也废除了伊斯兰教历，改为采用太阳历，还规定废除女性的面纱。巧杜的废除自不必说。用法令来约束，听起来似乎过于夸张。帽子仅只帽子而已，戴在头上，最能惹人眼目，因此很容易被当作标志物。在中国新疆，也是从帽子就可以分辨民族。维吾尔族帽、哈萨克帽、柯尔克孜帽，形状各有不同。同样是维吾尔族，帽子也会因居住地域不同而异，比如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偏好黑色的羊毛帽。我们前往和田的时候，刚过叶城，从喀什陪同我们来的维吾尔族人阿卜杜拉告诉我们——进入和田了，看帽子就知道。一看果真如此。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很多人却带着黑色的羊毛帽。基马尔想要一举消除附在土耳其帽上的丑恶形象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没有法律禁止，缠头正随着生活的现代化渐渐消失。新疆维吾尔族过去曾被称为“缠回”。“缠”即包在头上的缠头之意，“回”当然是指伊斯兰教徒。如今已经无人使用这个称呼，因为缠头已经见不到了。在喀什艾提尕清真寺，连大阿浑（教长）都只戴着普通的维吾尔帽。在陕西西安和甘肃省，常常见到戴着白色碗形帽子的人，他们都是穆斯林。或许渐渐会被普通的帽子所取代，但这种白色圆帽作为缠头的简略形式，因其便利，一定会暂时保留。阿拉伯人头上戴的并非缠头。我们在报上的照片里常可看到，沙特阿拉伯要人头上戴的是一块用环形物固定的四方头巾，说起来有点像孙悟空的头箍。四方头巾名叫库非耶，环形物叫做伊卡尔。穆罕默德头戴的是缠头，那么阿拉伯人的头巾算是简略的样式吧。就目前来看，它似乎不会像缠头那样销声匿迹。或许是因为支持者资金雄厚吧，并且，给人留下“有钱人”的印象应该不是件坏事。二二丝绸之路的居室“土室之人啊！”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汉使如是说——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穹”形容巨大的弓形隆起向周围延伸的状态，比如“苍穹”是指苍茫无际的天空。“穹”加上表示圆壶形房屋的“庐”，就是弓形隆起的帐篷之意。古代的游牧民族匈奴就是以这种可以移动的毡包来住居的。住在城镇之中可能不容易觉察到，如果是站在可以遥望地平线的草原上，你会发现地平线似乎微微有些弯曲，并且，天空也是呈弓形的。开头引用汉使的话还有下文——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冠带之饰”指衣冠束带的礼装，“阙庭之礼”指宫廷的隆重仪式。汉文帝（前—前年在位）的时代，有一位皇族女性被许配给匈奴王，即所谓的“和蕃公主”。随行人员中有一个名叫中行说（hánɡyuè）的宦官，从此留在匈奴之地并得到重用。后来每逢汉朝派来使节，都由中行说负责接待。汉朝使节总是数落匈奴野蛮，中行说则一一给予反驳。在帐篷中父子同寝，父亲死后，就把除生母之外的父亲的妻妾都归为自己的妻妾。这在儒教立国的汉朝看来，简直就是荒谬绝伦的蛮行。对此，中行说辩护说，这种习俗为的是保护纯正的血统，匈奴虽乱，但必以“宗种”决定首领。而在没有类似习俗的汉朝，亲属间的情谊日渐疏远，甚至开始互相残杀，最终导致“易姓”——不同血统的人成为首领。——土室之人啊，请不要喋喋不休地指责。就算你头上戴顶华冠，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是中行说的结语。对汉人来说，可以移动且轻便的“穹庐”是简陋低级的住宅。可是在游牧民匈奴人看来，一旦建起就不能再移动的土室更是毫无价值。“土室之人”的称谓显然蕴含着轻蔑的语气。生活方式的不同实在没有道理可讲。汉代元封年间（前—前），汉武帝的侄女细君嫁给了乌孙王。乌孙也是游牧为生的民族。远离故乡的细君写下思乡的诗句：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穹庐通常被称为毡包或音译为“包”。皇室的穹庐肯定不能与野营的帐篷相提并论。“旃”指纯毛的织物，即毛毡之类。比起泥墙，毡壁难道不更高雅吗？玄奘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托克马克附近会见了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关于当时豪华的排场，《三藏法师传》曾有描述——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装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接着又感叹道——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所谓穹庐之君，是与居住于宫殿的君王相对的称呼。与自然同呼吸年9月，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在热河拜见了乾隆帝。热河是清朝避暑宫殿的所在地，皇帝和后妃们在那里住的就是毡包。关于他们的住居，马戛尔尼写道：皇帝的帐殿呈圆形，据我所见，直径约二十四五码，并有多根支柱支撑。每根支柱因远近及方位不同，或施金箔，或涂彩漆及清漆。正面是幅宽六码的入口，入口之外设有黄色篷盖，大大加长了入口至帐内宝座的距离。室内用具摆设豪华绚丽，且十分高雅。壁挂、帘幕、地毯、灯笼以及花边、饰穗配合协调。多种多样的色彩运用极其巧妙，色彩明暗的搭配纯熟自然。整体印象可谓赏心悦目，没有令人眩目或不快之斑斓色彩，舒适安详的氛围，令观者心旷神怡……——马戛尔尼《中国行记》（坂野正高译，平凡社东洋文库）同为帐篷，因种类之不同可谓天差地别。突厥可汗的“帐”以及清朝皇帝的“帐殿”当然是最高级别。“包”这个名称是汉族所用的称谓，因形似包子而得名。游牧民族则各自拥有不同的名称，蒙古人称之为“格尔”，土耳其人称之为“由尔特”或“由尔塔”。不论是蒙古人的格尔，还是土耳其人由尔特，基本构造大同小异。顶部呈圆锥形，侧壁呈圆筒形。只不过蒙古包的屋顶略呈锐角，土耳其人的毡包则是圆顶。只要是经营着同样的生活，即便民族不同，所创造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用具也会很相似。乌孜别克族使用黑色毛毡，或许就是为了容易识别吧。侧壁的骨架部分多使用柳木，可自由伸缩，便于携带。地上铺地毯，壁面还有挂毯。一直以为织毯只是用来铺垫的，原来也可用作壁挂，我这才明白了那些美丽图案的缘由。我曾拜访过哈萨克族的毡包，在那里我又有了新的发现。原以为地面铺上地毯后，人就直接睡在上面，原来毡包里摆放着床，而且床前还挂有幕帘。汉使鄙夷地说起匈奴父子同穹庐而卧的习俗，也许还包含着对他们家族同居一室有碍伦常的怀疑。然而如我所见，毡包内可用帘幕相隔，我想还是不要闲操心为妙。毡包内男女居室是各自分开的，面向入口左边为男性居室，右边为女性居室，里面为上座。火炉置于中央。考虑到空气的流通，相当于屋顶的顶部可自由开闭。游牧所到之处多为干燥地带，而毡包的侧壁不设窗口，所以无法保证像普通居民的房屋那样通风良好。游牧民族白天几乎都在室外活动，进入毡包大概只有夜晚的时间。而且过不了多久又要迁徙往别处，所以即便空气一时不那么通畅也是可以忍受的吧。据在毡包中住宿过的游客说，里头一股霉臭十分难闻。供游客使用的毡包大概是因为鲜有移动，湿气大也是自然的。我做学生的时候，曾经在毡包里住过一两个晚上，但没能睡着。我并不是认床的人，不知为何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睡惯了毡包的牧民却说，让他们睡在砖木结构或泥土墙壁的房屋即“土室”里，反而无法安睡。为了提高牧民的生活水准，有的国家特地向他们教授游牧以外的技术，奖励他们定居下来。有牧民的国家，不单是苏联、中国，也包括伊朗和土耳其都曾采取过促进游牧民定居的政策，这些政策最后都被中止了。因为，游牧民不能安心居住在“土室”。他们担心房子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坍塌，把人压在下面。毡毯搭建的家即便倒塌，也不必担心会被压死。理由还不止如此。牧民是自然之子，他们总是随着自然的呼吸而呼吸，砖土墙壁会把他们与自然的联系割断。在房屋中，他们无法与自然一同呼吸。隔着毡毯的侧壁，外界的动静如在耳畔。更重要的是，自然的大地就在脚下。他们因此得以安心休息。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似乎对自然心存畏惧。牧民的“不安”与我们这些定居民的“不安”之间存在的差异，确实是个值得玩味的话题。蒙古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有很多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住宅，里面居住的大都是政府部门的干部，他们似乎也住得并不安稳。每逢节假日，他们就骑马回自家的蒙古包，在那里安心躺下休息。若是自家的蒙古包太远，就在乌兰巴托附近的草原上搭建蒙古包，以维持“回家”休息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眼中舒适便利的住宅，对他们来说却如同牢狱一般。土室、城墙、商队旅馆丝绸之路的绿洲居民也属“土室之人”，他们的主要建筑材料应该是土坯。“砖”这个字在日文汉字中写作“炼瓦”，因为必须经火烧过才能成砖。而土坯则是用水和土搅拌，做成适当大小的砖型，然后放在太阳晒干即可。为增加强度，在搅拌时混入芦苇或稻草之类。因未经火烤，土坯十分怕水。因为处在鲜有降雨的地带，防水性能倒也无关紧要。据说如果只是少量降雨，牢固的土坯并不会坍塌。定居者的烦恼是来自外敌的侵袭。一旦定居下来，就丧失了机动性。从事农耕的人有沉重的农具，财产家具也日益增多。危急时刻，要带上这些东西逃命实属不易。或许正是因为无法迅速逃走，他们才宁愿放弃逃离，而选择在原地死守。采取用城墙围住城池这种方式的，东有中国，西有欧洲。从世界来范围来看，在以定居为主的地区，像日本这样不用城墙围住城池的国家当属例外。丝绸之路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古时的城墙遗址。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上，要数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和交河两处故城的城墙保存得最为完整。高昌故城又叫“哈拉和卓”，至今残存着土坯建成的宫殿、寺院以及城墙的遗址。而在被称为“雅尔湖”的交河故城，同样是残存的遗迹，却很难见到土坯的形迹。交河所在地势名副其实是两条河流相交之处，河面地势极低，城区处于耸立的山崖顶部。城池掘山崖而建。即所谓的雕刻都市。除了几个例外（最具代表性的是常常在照片中看到的交河城中的佛塔），这座城市的房屋没有搭建于地上，而是掘地而建，所以称之为“房屋”似乎不太贴切。这里的居民与其叫做“土室之人”，不如叫做“地下室之人”更为恰当。不过挖掘而成的部分形成道路、广场，因为是露天的，所以也不能称之为“地下街道”。据说直到13、14世纪左右，交河故城仍有人居住。化为废墟之后，又过去了六百多年，这里依然残留着前人居住的痕迹，那就是炉灶的遗迹。黄色的土壁上，被火烧红的印记依稀可见，证明着这里曾有过的生活。纵然当年众多人曾聚居于此地，而今化为无人的废墟，叫人看了不禁毛骨悚然。丝绸之路之所以留下很多这样的遗迹，一是因为气候干燥，使沙漠得以发挥保护膜的作用；另外一个理由，我想是这里的定居民族也具有游牧民族性格。常常是居住条件一旦恶化，全体居民便干脆迁往别处。所谓居住条件，主要是指水源条件。比如河流干涸，导致附近的河水断流，或是坎儿井因管理不善无法保证地下水供给，等等，都可成为迁移的理由。他们虽为“土室之人”，却不愿像中土的居民那样半永久地定居某处。或许是看多了附近游牧民族的生活，因而沾染了他们的迁移习惯也说不定。商队旅馆算是处于穹庐和土室之间的存在吧。商队旅馆又叫caravansary或“由尔特谷巴斯”。“由尔特”是土耳其语的“帐篷”之意，“谷巴斯”有“塔”或“圆屋顶”之意。如今已是汽车运输时代，再也见不到骆驼商队的身影。随之消失的还有由尔特谷巴斯。我在帕米尔山中的塔什库尔干附近见过一座保存得像天然纪念物那么完好的由尔特谷巴斯。巨大的帐篷里，侧壁不是毛毡，而是用土坯垒积而成。有人告诉我里头最多可容三十人，我进去看了，估计想要同时躺下三十人的话，非得像沙丁鱼罐头那么挤才行。目前这个由尔特谷巴斯的历史仅一百多年。在同一地点，之前也有过由尔特谷巴斯，原来的破旧之后，就在原址之上建新的，如此重复多次，已延续了数百年。之所以在同一地点重建，是因为这里地理条件好。商队里有骆驼、驴等动物，最好是靠近水源、拥有水草的地方。另外，商队一天的行程大约三十公里，由尔特谷巴斯的间隔必须接近这个距离。从内部可以看到，屋顶上方是打开的，望得见蓝天，还可以排烟。室内设有火炉，估计是用来做饭的。商队旅馆不宜随便迁移，最好位于从远处就能看到的地方。它的屋顶部分较之普通毡包更高更长，想必是为了方便识别。成吉思汗曾经定都的喀拉和林，还有被蒙古灭亡的西夏国都哈拉浩特（黑水城），如今化为了废墟。“长夏草木深，武士当年梦痕。”[1]在日本留下的也许是夏草，而这里应该是沙漠吧。游牧民族蒙古一度统治“土室之人”的国度中国，并营造了宏大的国都北京。然而他们毕竟是穹庐之人，虽然定都北京，却还要在北京以北约三百五十公里的草原上建造第二个国都，来作为夏季的避暑之地。一直滞留某地的生活，是穹庐之人所无法忍受的。相对于北京的名称“大都”，第二国都被称为“上都”。上都也是一座由城墙围住的城池，不过忽必烈在城中搭建了巨大的穹庐。对此马可·波罗曾作过详细描述。宫殿周围的墙壁长十六里，在御苑中央的森林中，还有另一座全部用竹子做成的宫殿。柱子上包着金箔，并饰以彩绘，柱头上雕龙画凤。龙身盘在柱子上，左右张开的两肘和头部支撑着屋顶。屋顶用竹子作材料，上面用漆加固。光是捆缚竹材的丝绳就达两百根以上。这座竹子的宫殿只在大汗在此居住三个月间才搭建起来，大汗不在的九个月间就将其拆除。因为样式便于搭建，故可随意拆建组合。——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爱宕松男译，平凡社东洋文库）由此可知元朝皇帝喜爱的也是穹庐，然而他既然当上了“土室之人”的统治者，就得在北京巨大的土室中生活。据说皇帝每年六、七、八三个月住在上都，而实际上停留的时间应该更长。希望舒适的日子尽量长久一些，也是人之常情。年，原田淑人等人组成的“东亚考古学会”考察了上都遗址，并在外原西壁附近发现了基石的遗迹。可以推定这大概就是曾经搭建竹子宫殿的地方。位于上都的土室宫殿名叫“大安阁”，穹庐宫殿则被称为“帐殿”。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形态，大概谁都认为自己国家的生活形态是最舒适的。蒙古皇帝纵然喜好穹庐生活，但为了履行世界帝国君主的义务，不得不勉为其难居于土室之中。不同的生活形态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短时间内想要相互融合可谓难上加难。我认为无须像蒙古皇帝那样勉强融合，若能做到理解就已足够。实际上理解也并非那么简单，但愿我们能在丝绸之路上学习它。[1]松尾芭蕉的俳句。二三丝绸之路的宝石玉是人与神灵的媒介《汉书·西域传》有一段别有意趣的记述——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帕米尔），一出于阗（和田）。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似是一千三百余里之误），广袤（面积）三四百里。其水亭居（静止之意），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关于积石山的位置有两种看法，一是青海省西宁的西南方，二是甘肃省临夏的西北部。无论哪种看法，都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似乎认为黄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或昆仑山。伟大的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所以黄河的源头在甘肃和青海似乎还不够，还要向更远的地方找寻。在《汉书·张骞传》以及《史记·大宛传》中，都记载着汉武帝派遣使者去探寻黄河源流的故事。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括号中的部分是《史记》中有而《汉书》中无的五个字。“河源”即黄河之源。在中国，“河”即指黄河。天子受天命统治天下，必须尽知天下甚至每个角落。因此才会有黄河起源于遥不可及的天尽头这样的看法吧。据说在黄河发源之处的山中大量出产玉石。汉使献上从山中带回的玉石，汉武帝大喜，参考各种古籍，将此山命名为“昆仑”。之前那里曾被称为“南山”，因为从绿洲国家于阗的方位来看，此山位于南方。玉——中国人喜爱的宝石，它没有闪耀的光辉，色泽温润安详。自古以来，人们认为玉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清明之玉，气能通神。中国人认为玉是人与神灵的媒介。既然是大量产玉的地界，汉武帝当然大喜过望，甚至破天荒地为山命名。然而汉武帝到底参考了哪些古籍，却不得而知。《竹书纪年》中有记载道——穆王十七年，征西方昆仑丘，见西王母。《竹书纪年》是在河南汲县的战国魏墓中发现的3世纪的竹简。就像《春秋》记载的是鲁国的历史一样，《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在汉武帝时代，其他史书里应当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有东王公（也称东华帝君），西有西王母，他们都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仙人。人们相信若遇见仙人，就能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所以古人都对东王公和西王母心向往之。但凡帝王，都想寻求仙人的踪迹。秦始皇派徐巿东渡，也是为了获得仙药。据《竹书纪年》所记，穆王得以拜见西王母，那么他一定得到了长生不老的仙药。据说西王母住在西方的昆仑丘，所以汉武帝就把于阗南方出产玉石的山命名为昆仑。现在的世界地图理所当然地把那里标记为“昆仑山脉”。其实昆仑这个地名最初只存在于民间传说的想象之中，是汉武帝用它给现实中的山取了名字。昆仑之玉说是山中可采玉，其实玉石多顺水而流。现在的和田县城夹在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之间。玉的原石自昆仑山系流入这两条河中，原石经河水冲刷，大都圆滑而无棱角。昆仑之玉进入中国的中心部是在什么时候？史书中未见记载。但是，从近年才发掘的汉代古墓中出土了金缕玉衣和银缕玉衣。经专家考证，玉衣使用的玉片即昆仑之玉。汉使从于阗带回玉石并献给汉武帝，只应当是正式的开端。不过在民间应该从更早的时候起，就有以交易的形式进入中原的玉石。虽然叫做丝绸之路，应该同时也是一条玉石之路。丝绸和玉都是美妙之物。人们渴求美好的事物，为得到它，甘愿不辞劳苦。丝绸是人类创造的美，玉石是人类发现并雕琢的美。汉朝的皇帝和皇族们，下葬时都身穿玉衣，被称为“玉匣”。据史书记载，汉朝可以受赐玉衣的不只是皇族，夫余等属国的国王也包括其中。可是谁知道皇族和诸王能活多久？待他们离世之后才从昆仑运来玉石的话，肯定来不及。所以至少应该是把玉石预先制成玉片，并保证仓库中有足够的存货。在西域南道自和田经楼兰，过玉门关出河西走廊的路途上，一定曾经延绵着驮玉石的骆驼队吧，那应该是朝廷统管的工作。可以想象，私人采购玉石一定是不允许的。从各地的汉墓中还出土了玉猪、玉璧、玉枕、玉龟、含蝉等。含蝉是一种蝉形玉饰，用来给死者含在口中，或许人们相信玉可以赋予死者以神奇的力量。民间流传的说法是，口中有含蝉的遗体不会腐坏。既然是与死者同葬，玉制含蝉就应当是一次性消费品。既然不能用第二次，就必须为即将离世的人准备新的含蝉。需求多了，自然会有不少以此为生的商人。《论语·子罕篇》有这样一段——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向师父询问是否有出仕意向时的一段故事。美玉在这里用作比喻，意思是说，我有一块美玉，不知应该把它收藏在箱中，还是应该拿它卖个好价钱（荻生徂徕[1]解释为“好的商人”）？孔子回答说：“卖吧！卖吧！等到一个好价钱（或好商人）就卖。”孔子暗示自己大有出仕的意向。这段故事证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有了买卖玉石的商人。防止玉石走私的玉门关丝绸向西去，玉石自西来，这情形应始于远比我们的想象还要久远的时代，只不过没有记录而已。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这方面的证据却从古墓中不断被发掘出来。当时民间对玉的需求量也一定也很大。朝廷当然要掌控玉石专卖，借此大赚特赚。这样一来，普通商人就不能途经丝绸之路去采购玉石。至多是在都城附近，请御用官商把采购来的玉石分卖一部分给私人，价格肯定被抬得极高。既然是如此赚钱的买卖，一定有人冒险从西域走私玉石。走私的人多了，朝廷专卖的玉石价格就有跌价的危险。因此取缔走私的措施势必得到加强。通往西域的关隘之所以命名为“玉门关”，是因为它的首要任务之一，是防止玉石走私。《唐书》里曾经提到，在于阗的玉河里，当地人趁夜在月光照耀的地方寻找，就一定能寻得美玉。书中所说的玉河应当是指玉龙喀什与喀拉喀什这两条河。年，我走访和田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凭着照在河面上的月光，可以知道玉藏在哪里。而且那只有当地人才看得出来，外地人恐怕很难。清末的萧雄有一首关于玉的诗作。他随左宗棠赴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驻守丝绸之路的时间是年至年，其间著有《西疆杂述诗》。玉拟羊脂温且腴，昆岗气脉本来殊。六城人拥双河畔，入水非求径寸珠。玉如羊脂，色白且光泽柔润，玉中佳品更有“脂玉”之称。“腴”即肥美，枯瘦如柴的形态不受欢迎。“昆岗”即昆仑山，这里出产美玉，其“气脉”之盛，不同凡响。“六城”应指和田附近的六处绿洲。人们从六城争先来到双河（玉龙喀什和喀拉喀什）之畔，为的是寻找玉石而非“径寸珠”。魏文帝（曹操之子曹丕，—年在位）时期，从敦煌进贡了一颗直径一寸的宝珠，但宝珠采自何处却无人知晓。敦煌位于丝绸之路要冲，是商队云集之地。这颗“径寸珠”大概不是敦煌本地所产，而是由外国商人自外地带来，所以进贡朝廷的时候也无法说清它的来历。和田的双河之畔人群熙攘，大家寻找的不是那来历不明的稀世之宝“径寸珠”，而是那温腴如羊脂的“昆仑之玉”。金星石、琉璃诗中的情景应是萧雄亲眼所见。既然是凭借月光寻找玉石，诗中描绘的就应当是月夜下的景象。作者在诗后的注释中提到，除玉石之外，当地还出产金星石、蓝宝石等。金星石极可能是青金石。《大唐西域记》关于屈浪拏国有如下记载——有山岩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后得之。“屈浪拏”在《唐书·西域传》写作“俱兰”，位于现在阿富汗的巴达赫尚一带。这里的“金精”或指黄金，但还是青金石的可能性较高。南宋绍兴三年（）序的《云林石谱》中有一段关于金星石的记述——于阗国，石出坚土中。色深如蓝黛。一品斑斓白脉，点点光粲，谓之金星石。一品色深碧光润，谓之翡翠。这里所说的金星石应该也是青金石。中国人所说的琉璃原本也指青金石。故宫的琉璃瓦是黄色的。烧制琉璃瓦的地方叫“琉璃厂”，这里后来形成了书店及书画古董店密集的街区。说到“琉璃色”，是一种紫色偏藏青的颜色，也就是金青石的颜色。佛教徒所说的“七宝”，因经论不同而解释各异，但琉璃大都包括在其中。在《汉书·西域传》关于罽宾（克什米尔）的记述中，把“璧流离”列为仅次于虎魄（琥珀）的特产。“流离”同“琉璃”。琉璃由于与玻璃相似，也用作玻璃之意。三国时期曹魏人孟康对《汉书》所记的注解是——流离青色如玉。唐朝颜师古所撰《汉书注》中写道——《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销石汁加以众药”而成的就是玻璃。唐代已从西方大量进口玻璃，也可以生产一些粗糙的制品。“虚脆不贞”可谓酷评。玻璃非真物，而克什米尔的流离则是“自然之物”。玻璃分十种颜色，产自大秦（罗马）。孟康说只有青色，与实际不符（不博通），应为他物。孟康所指肯定是青金石。琉璃钟，琥珀浓在魏收所著《魏书·西域传》中关于大月氏的记载值得玩味。北魏世祖太武帝（—年在位）时期，大月氏国商人来到京师，自称可以炼制五色琉璃。这是迁都洛阳之前的事，故京师应为平城（山西省）。于是从山中采来矿石，在京师铸炼，果真制成了光泽美丽的琉璃。《魏书》中写道——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在中国琉璃从此不再高价难求，人们也不再将它当成稀罕之物了。然而大月氏的商人究竟以何种方法把石头炼成了琉璃，却不得而知。这五色琉璃也令人怀疑。我推测应是珐琅之类。在奈良县明日香村的牵牛子冢出土的棺木的金属部件上，就镶有珐琅装饰，这是日本最古的珐琅。另外正仓院收藏的唐代铜镜上有珐琅装饰。说是日本的珐琅，其实是从唐朝带来的。而唐朝的珐琅工艺也来自外国，很可能就是从大月氏传入的。在顺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入的事物中，最有名的要数玻璃。珐琅传入时经由的路线也与之相同。后来不知为什么，珐琅工艺在中国失传了。直到15世纪中叶，即明朝初年才再次从西方传入，而这次经由的是海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广东一直是中国的珐琅生产中心。北京也有珐琅的作坊，但工匠几乎都是广东人。正仓院收藏着从唐朝传入的精美玻璃工艺品。唐朝的贵族们也曾经被玻璃制品的异国情调所吸引。唐朝诗人李贺的一首《将进酒》因芥川龙之介的喜爱而广为人知。琉璃钟，琥珀浓。这是开头第一句。琥珀色的酒应是葡萄酒吧。玻璃杯盛葡萄酒，想必是当时的新潮时尚。李白的《客中作》第一句是：玉碗盛来琥珀光。这闪耀着琥珀般的光泽，满满盛在玉碗中的美酒肯定是葡萄酒。在诗中直接提到葡萄美酒的，是王翰那首著名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关于第一句中夜光杯的材质，有人说是玻璃杯，也有人说是白玉杯。中国甘肃酒泉有“夜光杯厂”，专门加工从南山开采的玉石来制作杯碗和装饰品。产品的颜色从白、淡绿，到黑色夹杂透明纹路等，用多种玉石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容器。无论是哪种颜色的酒杯，夜晚在月光照耀之下，一定非常美丽。“夜光”这个词可用来形容透明美丽之物，并不仅限于玻璃。古代文献中常可见到“夜光璧”这个词，与之相对的是“明月珠”。——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把明月珠或夜光璧这样贵重的宝物，在黑夜的路上抛向行人，人们无不惊异地按剑斜眼看他）。这是《史记·邹阳传》中的一段记述。《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大秦物产除琉璃之外，夜光璧和明月珠也并列其中。晶莹美丽的宝石——不论是玉或是玻璃——对中国而言，都给人一种来自西方的强烈印象。[1]荻生徂徕（—），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家。主张恢复孔孟学说的古义，著有《蘐园随笔》、《论语徵》等。二四丝绸之路的奇珍异果吐鲁番盆地的葡萄园葡萄从西域传到长安，是“贰师将军”李广利自大宛（费尔干纳）凯旋（公元前年）以后的事。同时传入的还有目宿。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带回的葡萄和目宿被种植于离宫之外。目宿即日本人所说的“马肥草”，现在多写作“苜蓿”。这类来自西域的植物似乎特别适合在与丝绸之路水土条件相仿的干燥地带生长。乾元二年（），诗人杜甫（—）为躲避饥荒，弃官前往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时，作了一首题为《寓目》的五言律诗。诗中写道：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可见葡萄和苜蓿在当时已是常见于中国西北部的植物。我曾在地图上看到，从天水市稍往东行，有个村庄名叫葡萄园。不过，要说丝绸之路的葡萄园之最，应该是非吐鲁番盆地莫属。年夏天，我初次访问吐鲁番盆地的葡萄园，那里的景色令我为之惊叹并深为感动。葡萄叶形成的绿荫格外壮观。也许是以丝绸之路干爽的蓝天和黄色的山脉作为背景，才营造出如此壮观的画面。记得有个叫葡萄沟的地方，后面是黄色——其实更接近红色——的山脉，眼前是成行的“阴房”。那是一种用土砖交错堆砌而成且通风良好的建筑物，里面用来晾葡萄干。因为葡萄干不能直接放在日光下晾晒，必须放在阴房中阴干。据说葡萄干是吐鲁番出口量最大的商品。葡萄干可以直接食用，也可用来酿酒。阴房中的工作主要由老年人担任。因为是阳光直射极为强烈的地带，室内劳动比较适合老年人。工作的内容其实就是把成串的葡萄挂起来。一到夏天，吐鲁番盆地的气温常常会超过四十度。因为空气干燥，并不觉得闷热。只要是在阴凉处，也还可以忍受。房屋的屋檐大多建得很长，大概是为了尽量多制造一些阴凉地。在吐鲁番县招待所，葡萄架紧挨着屋檐而建，重重叠叠的葡萄叶也可兼作屋檐之用。简易的室外集会所也大都搭着葡萄架，人们可在下面聚餐、歌舞。而维吾尔族女性色彩斑斓的服装映着葡萄的绿叶，愈发鲜艳夺目。红和黄，就像救援队的色彩一般，跃动在葡萄架下，抚慰着观众的眼睛。葡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葡萄可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遣唐使的航船当时还无法把葡萄果实带回日本。比如鉴真和尚搭乘的船只，需要一个多月才能抵达。如果把从都城长安到出发港的日程也算进去的话，不论葡萄多么稀罕珍贵，带回日本都是不可能的。虽然未能带回实物，葡萄的图案却很早就传入了日本。正仓院宝物中的海兽葡萄镜尤其有名。一串葡萄能结许多果实，是丰饶的象征。葡萄图案在西方被看做吉祥的标志，这个图案也经由中国传到了日本。据中国学者王仲殊的研究，高松冢出土的海兽葡萄镜与唐代独孤思贞墓出土的铜镜属于同范镜，也就是用同样的铸型铸造的、名副其实的兄弟镜。在日本，依照中国传入的铜镜再制作铸型，以此制造了大量铜镜。当然这种仿造的铜镜还很难称得上做工精巧。日本开始栽培葡萄的时间是12世纪末叶，据说是从中国带来的种子。不过，日本人在实际见到葡萄之前就已经认识了葡萄的形状。石国之木多木瘤与葡萄同为丰饶之象征的还有石榴，它也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因为据说产自石国或安石国，故名石榴。石国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一带。安石即安息，国土曾横跨现在的伊朗至阿富汗一带。其树多瘤，故选“榴”字为其名。在中国古诗文中，石榴也写作“若榴”。张衡作《南都赋》赞美南都（南阳），并列举其圃园中多种多样的果树——樱、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枣、若榴、穰橙、邓橘。“穰”和“邓”似是地名。《南都赋》收录于《文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有这么一段——文，以文集为最，文选，博士的奏章。这里所说的《文选》是平安朝贵族的必读书，所以“若榴”这个名称应该早已为日本人所知。日文中石榴叫做“杂库罗”，源于“若榴”的读音。这也是一个在见到实物之前，通过文字学习到的果物名称。葡萄则是图案先行，人们得以大概了解它的形状，若仅仅“若榴”二字，则叫人无从想象。石榴与葡萄不同，对气候和土壤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只需把种子带回，就可以种植。据说平安时代以前，石榴就已传入日本，那么到底是文字先到，还是实物先到的呢？恐怕很难定论。在《文选》中，左思的《三都赋》里有——蒲桃乱溃，若榴竞裂。还有潘岳的《闲居赋》也写道——若榴、蒲陶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看来文中石榴与葡萄总是一同出现。我在丝绸之路吃到的石榴比日本的石榴大一圈，而且汁多味甜。跟加利福尼亚进口的石榴比较相像，还有吐鲁番盆地的石榴以及在伊朗从伊斯法罕到设拉子途中买的石榴也是这样。在空气干燥的地带，喉咙时常觉得干渴。这时候，滋味甘甜的果汁正可谓美若甘露。烈日炎炎，剖瓜而食的快乐关于石榴曾经在别处写过文章，故不再多言。且来说一说在丝绸之路的水果之中称雄一方的瓜，它同样堪称干燥地带的美味甘露。特别是在炎炎烈日之下，终于寻到一片绿荫，这时切一个瓜来品尝的快乐，实在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不由想起耶律楚材（—）随同成吉思汗远征撒马尔罕的时候，曾作过一首题为《西域尝新瓜》的诗：西征军旅未还家，六月攻城汗滴沙。自愧不才还有幸，午风凉处剖新瓜。成吉思汗的中亚远征始于年，最初是为了报复蒙古使节在讹答剌遭到惨杀的事件。在血腥的战场上前后长达七年的征战生活，对燕京（北京）人耶律楚材来说，一定是极其难耐的。酷暑时节的攻城战炎热难当，汗如雨下，嘀嗒落在沙上。在这样的处境中让人感到快慰的是，可以在“午风凉处”也就是树荫下切个新摘的瓜来品尝。在丝绸之路上旅行，作者的心情我也深有体会。诗中的六月当然是旧历，大致相当于阳历七月左右，正当吃瓜的季节。瓜的名字叫“哈密瓜”，取自新疆地名“哈密”。这瓜形似橄榄球，并不只产于哈密。不论是吐鲁番盆地，还是被称为南疆的喀什、和田，可以说丝绸之路所到之处都能见到它。不用说哈密以外的人对此瓜被冠以“哈密”这个独特的地名颇有不满，他们把这种瓜叫做“甜瓜”，意即味甜的瓜。我且按通称叫它哈密瓜。第一次吃哈密瓜是在年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列车上。列车进入新疆境内，列车服务员为我们一家送来了哈密瓜。其实还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听说——现在正是瓜熟的好时候！虽说瓜熟有一定的季节，但并不是秋天才有，这一点与长江的鲥鱼、河蟹不同。只要通风良好，瓜就不容易坏。要是你对味道不是那么讲究的话，几乎一年到头都能吃到。当地人都把瓜放在网兜里，吊起来保存。哈密瓜从形状到大小都酷似橄榄球。在还没有亲眼见到它时，我曾写道：“形如橄榄，两端尖锐。”富有神秘感的美味在清朝，甜瓜每年都要作为贡品上贡朝廷。因是生鲜食品，运送必须十分用心，不但要求尽快送到，还要保证凉爽通风的环境。贡品万一腐坏，后果不堪设想。朝廷把甜瓜分赐群臣，大概要相当得宠的人，才能得到一整个瓜。大部分人只能分到半个或四分之一个。据史书记载，朝廷得知百姓为了运送进贡的甜瓜，饱受劳顿，苦不堪言，于是下令将贡品改为瓜干代替。风干后的甜瓜味道如何，我没有尝过。甜瓜因为是哈密一带的贡品，所以哈密瓜成了甜瓜的通称。要论瓜的滋味的话，据说公认是鄯善产的为最，其次是吐鲁番，然后才是哈密。能够受赐哈密瓜的人，只是朝廷中的极少一部分官员，因此哈密瓜的滋味也被赋予了一种神秘感。就像禁果让人觉得分外美味一样，普通人对哈密瓜也满怀着向往。清末有个叫宋伯鲁的人，是光绪丙戌年（）的进士，他到新疆赴任，第一次吃到向往已久的哈密瓜。他在一首题为《食哈密瓜》的诗中写道：我自毁齿已耳熟，无缘剖玉空叹嗟。“毁齿”指七八岁正在换牙的幼年时期。作者从那时候就听说了哈密瓜的美味，却无缘剖玉（哈密瓜的美称），只能枉然兴叹。或许作者是在哀叹自己未能升任在朝廷受赐哈密瓜的高官也未可知。总之，哈密瓜名气之大可见一斑。百钱一枚趁晓市，盈筐累担来田家。花一百钱能买一满筐，可见价格低廉。清末一两银子约为一千六百钱。好吃又便宜，但也不能吃得过了量。秋深腹冷所忌此，饱食慎勿赊路途。意思是说在身在旅途，万万不可吃坏肚子，耽误了行程。据说食用过量的哈密瓜会导致消化不良。18世纪中叶，左迁新疆的纪昀所作《乌鲁木齐杂诗》中有这样一首诗：种出东陵子母瓜，伊州（即哈密）佳种莫相夸。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暾顾渚茶。秦时东陵侯召平在秦朝灭亡后种瓜于西安城东，据说他种的瓜非常美味。“子母”代表繁殖之意。也就是说，这瓜清凉甘甜，就好像东陵侯的瓜种传到了这里一样。再来一杯顾渚茶（浙江产的名茶），就更加宜于消化了。长生不老的西王母桃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中还有一首描写果贩的：红笠乌衫担侧挑，苹婆杏子绿蒲桃。谁知只重中原味，榛栗楂梨价最高。“红笠”指色彩艳丽的帽子，也就是维吾尔族小帽。“乌衫”即黑服，指当地人的服装。“侧挑”是指横担箩筐之意。箩筐之中，装着各种各样的水果。“苹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苹果。苹果产于新疆各地，但却没有像哈密瓜那样被称为当地名产的品种。杏又称酸梅，库车是其主产地，尤以干果著称。丝绸之路的桃子虽然其貌不扬，味道却好极了。传说住在昆仑的西王母的桃子叫做“蟠桃”，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西游记》里孙悟空受罚，原因之一就是偷吃了天界桃园的仙桃。这仙桃平时是吃不到的，要等西王母举行“蟠桃会”时才拿出来待客，而悟空却把仙桃偷吃了。我在吐鲁番吃到的是扁桃，形状扁而圆。肉质细腻，甜味也适中。在丝绸之路严酷的气候条件下，扁桃可说是一种含蓄高雅的水果。丝绸之路的桑葚现在的丝绸之路不再是丝绸的通道，而是成了丝绸的产地。因此，所到之处理所当然地种植着桑树。维吾尔族人尤其喜食桑葚。桑树是为养蚕而种的植物，但在新疆的部分地区，却种植着以食用为目的的桑树。清朝时，宫中有一棵移植自阿克苏的桑树结了果，乾隆帝特地为此作诗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是：洸洸曾用济王师。“洸洸”用于形容威风凛凛的样子。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回部（新疆南部）叛乱时，士兵们曾以桑葚代替军粮充饥。诗中赞美的就是桑葚济助王师（朝廷的军队）的这段事迹。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中有这样一首诗：桑葚才肥杏又黄，甜瓜沙枣亦糇粮。村村绝少炊烟起，冷饼盈怀唤做馕。诗中描绘的是夏末秋初的景象。各处村庄虽然看不到炊烟升起，但并不是因为短缺粮食。其实家家食物丰富，只是不需用火而已。“葚”与“椹”同，即桑树的果实。桑葚肥了，杏子熟了，还有甜瓜、沙枣可以做干粮。沙枣是一种类似胡颓子的植物，果实如樱桃大小。果皮光滑，外观漂亮，味道却极普通。果实水分少，含淀粉较多，可作果腹之用。可直接吃，也可做成干果食用。“糇粮”即干粮之意。丝绸之路的主食是一种叫做馕（nānɡ）的面饼，印度的主食也是它。“馕”这个字即“nānɡ”的音译，也有人随意用“”或“”等字表示。伊朗一带的发音听起来更像“农”。馕的做法，是用面粉摊成饼状，用火烤熟。历数日而不变质，且不需每日用火加热。所谓冷饼，即数日前烤好的馕。把馕放在囊中，到时只需一声“吃饭吧”即可开饭。所以虽没有炊烟升起，也无需为食物发愁。从前面引用的纪昀关于水果的诗中可以看出，当地产的水果有苹果、杏、葡萄等，但当地人似乎更青睐中原出产的榛（榛子）、栗、楂（山楂）、梨等。这是诗人的误解，其实新疆也大量出产山楂和梨。在中国，人们为西方的或从西方传入的事物命名时多用“胡”字。例如“胡椒”、“胡弓”、“胡坐”（盘腿而坐）、“胡瓜”之类。胡桃也一样，据说是由张骞从西域带回的西域物产之一。访问和田的时候，我们到郊外散步，出于好奇，我每看到一种树都要打听它的名字。大树几乎都是核桃，说是因皮坚如核而得名。——似外刚内柔之质。据说出于这个理由，核桃曾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丝绸之路上西亚一带枣树较多，中国新疆的枣树却是出乎意料地少。二五人生无酒不能过活酒与赌博的恐怖丝绸之路上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已成为伊斯兰教的世界。伊斯兰教徒绝对的圣典《古兰经》规定信徒不能喝酒，所以在伊斯兰教地区，原则上应该是闻不到酒味的。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不是穆罕默德个人的语录，而是来自安拉的启示，所以饮酒是“哈拉姆”绝对的禁忌。不过对酒的定义如何解释，也并不是没有空子可钻。“酒”曾被定义为用葡萄、椰枣、蜂蜜、大麦、小麦五种原料制成的饮料。然而除此之外的酒类也足以把人灌醉，后来，认为任何能让人喝醉的饮料都属绝对禁忌的观点占了上风。因安拉的启示，饮酒受到禁止。这说明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阿拉伯半岛上盛行饮酒的风气有多么猖獗。当时在麦加和麦地那，人们时常饮酒闹事，甚至赌博。赌博以一种叫做迈西尔的射箭游戏为主流，迈西尔原本是一种类似于“抓大头”的游戏。阿拉伯人购买用于食用的家畜如羊或者骆驼时，通常是几个人凑钱买一整头。比如十个人合买一头，宰杀家畜后分为十份，当然就会有好的部分和不好的部分。为避免争吵，采用的办法通常是，从一个袋子抽箭决定。箭上分别写着号码，代表着不同部位的畜肉。这个办法被用到了赌博上，押的金额也越来越大，并引发了各种犯罪。《古兰经》把酒、迈西尔、偶像并列为绝对禁忌。有一种说法是，穆罕默德的一个亲戚因为酗酒和赌博倾家荡产，穆罕默德对酒和赌博的危害一定有着切身体会。葡萄酒和琥珀光从酒的定义可以了解到，当时阿拉伯的酒多使用上述五种原料制成。葡萄是丝绸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水果，所以这一带最具代表性的酒也应当是葡萄酒。在汉代，葡萄从西域传入中国时，想必葡萄酒也随之传入。不过中国学会酿造葡萄酒是在唐初，是在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被唐朝吞并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只能少量地从外国进口高价葡萄酒。只有上流阶级的少数人才品尝得到，在当时喝葡萄酒一定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就像王翰的《凉州词》里的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样，葡萄酒与西域的夜光杯并列，在盛唐时期也曾散发着浓厚的异国情调。李白尤其擅长描绘这样的异国风情，他的诗中时常有胡姬登场。《唐诗选》中收录的一首七言绝句《客中行》向来受到日本文人的喜爱。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是山东省南部的地名，以出产美酒而闻名。这里所指的美酒恐怕应该是葡萄酒吧。“郁金”是一种香草的名字，据说可用来使酒增添香味，葡萄酒似乎没有这样的做法。但第二句所说的“琥珀光”仍让人不由地联想到葡萄酒。李贺的《将进酒》所描绘的“琥珀浓”，如果不是葡萄酒，会让人觉得无法跟后面的“琉璃钟”相配。荻生徂徕曾模仿李白的《客中行》写下一首七言绝句：甲阳美酒绿葡萄，行露三更湿客袍。须识良宵天下少，芙蓉峰上一轮高。“甲阳”不是六甲[1]之南，而是指甲州[2]的山之南。甲阳美酒当然就是甲州葡萄酒。江户时代的文人墨客已经在喝葡萄酒，不过这并不是进口到长崎的舶来品，而是国产的葡萄酒。椰枣酒江户时代，有一种外国酒经由长崎被带到日本，酒名叫做“阿刺吉”（又作“阿剌基”或“阿里乞”）。由荷兰人从爪哇带来。《和汉三才图会》中“酿造类烧酒”之项有如下记述——阿兰陀之阿剌吉（音“阿拉奇”）酒、流球及萨摩之泡盛酒[3]皆彼国烧酒也。气味甚辛烈，消痞抑积聚，能防湿。此等皆蒸生酒而造成之烧酒也。蒸生酒指蒸馏酒，阿刺吉酒与泡盛并列，与泡盛一样也有用红薯做原料的种类，除此之外，还可用各种原料酿造。既然是从爪哇引进，原料很可能是甘蔗。跟丝绸之路有关的“阿拉克酒”则多以椰枣为原料。西亚，特别是伊拉克一带大量出产椰枣，这个地区曾把椰枣作为主食。现在城市里已不多见，但在乡村椰枣仍可算作主食。就像以大米为主食的日本人用大米酿酒一样，这一带出现以椰枣为原料制成的阿拉克酒也是自然的。阿拉伯语中的“阿拉克”这个词，从意为“掺少量的水”的词衍生而来。这种酒可以与泡盛同列，并附有“辛烈”的说明，其度数一定很高，所以通常要兑水喝。酒色本是透明的，一旦加水，就会变浑浊。我第一次喝阿拉克酒是在伊斯坦布尔。酒一入口，我便条件反射般地觉得，那味道很像我幼时喝过的某种药水，是一种让味蕾无所适从的强烈香味，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在土耳其这种酒被称为“拉库”或“拉奇”。根据我手边这本简易的土耳其词典的解释，Raki为KindofBrandy。兑了水的拉库呈淡乳白色，看起来就像一种乳酸饮料。在政教完全分离的土耳其，不论哪里都可以自由地饮酒。同样是伊斯兰教地区，在中国新疆的居民中，也有不少不信奉伊斯兰教的汉族人，并且自古以来这里的戒律相对宽松，饮酒的禁忌似乎也不是那么严格。冒泡的“霍梅尼啤酒”在堪称伊斯兰教发源地的沙特阿拉伯，以及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时期的伊朗，要想买酒可以说是难之又难。不过这一带盛产葡萄，如果想在自己家里私自酿造，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是一旦被发现，依照伊斯兰法，将被处于鞭刑。派别不同，对教法的解释也不同。最常见的解释是，饮酒的处罚是鞭打八十下，如果是奴隶犯法则可减半为鞭打四十下。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了奴隶，他们之所以可以享受减半的待遇，大概是因为只被当作半个人看待。自由人则必须对自己负全责，接受惩罚是理所当然。也有派别解释为自由人四十下，奴隶二十下。鞭刑现在依然存在。在伊朗出售着一种类似于啤酒的饮料，不论喝多少都不会醉，因为它的酒精度数是零。瓶子俨然是啤酒瓶，酒的实际成分却像是用焦糖染成啤酒色的汽水。这啤酒也冒泡，听说住在当地的外国人称之为霍梅尼啤酒。也有人说“你把它当啤酒喝，它就有了啤酒味儿。”这大概需要相当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做得到吧。歌颂美酒的诗人奥马尔·哈雅姆阿拉伯语中关于酒的词，最常用的是哈穆尔（khamr），其次是夏拉布（sharāb）。在伊朗则多用后者。sharāb与syrup以及sherbet的语根相同。还有用上等砂糖熬制成浓汁用来作药的“舍利别”，也是一个同根的词。啤酒叫做beersharāb，葡萄酒叫做winesharāb，可以与其他词自由组合。印度的伊斯兰教徒把葡萄酒称为“葡萄牙酒”，大概是因为居住在果阿的葡萄牙人经常饮用这种酒。伊朗人曾经酷爱饮酒，甚至被誉为诗与蔷薇以及酒的国度。进入伊斯兰时代之后，仍有像奥马尔·哈雅姆那样热情歌颂酒的诗人。今宵再次端出酒壶，用少许的美酒丰润心灵。解开信仰与理智的束缚，让葡萄树的女儿做我今夜的娇妻。人生无酒不能过活。不饮葡萄酒，叫我怎能忍受重负。当酒姬又为我斟上一杯的瞬间，身为奴隶，我也忘了在乎。我死后，请将我抛尸郊野，请把美酒洒在坟场的土地上。当我的白骨化为尘土，请用它烧制成瓦，用作酒瓮的盖子。法官啊，即使我因玛基[4]之酒烂醉如泥，我的心依然比你清醒，你吸人血，我吸葡萄血。你决裁吧！触犯吸血之罪的，是哪一个？——《鲁拜集》[5]，小川亮作译（岩波文库）以上引用的只是奥马尔·哈雅姆《四行诗》（《鲁拜集》）的一小部分。作者也是一位天文学家，他是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前半期的伊朗人。萨桑王朝灭亡，伊朗成为伊斯兰教国家是7世纪的事。因此可以说在奥马尔·哈雅姆的时代，伊斯兰教应该是成熟已久。即便如此，酒的赞歌居然得到容许。日译中所用“酒姬”一词，大概是因为这个词与原文发音相近。其实在酒肆中斟酒的是男性，似可译作“酒童”。神秘主义（苏非）的诗歌常常在一个词里隐藏别样的含义，比如作为热恋对象的“恋人”一词，可以蕴含神或者真理的意思。酒童专为酒客斟酒，所以也可指代带来欢乐的人。醉酒意为对神怀着强烈憧憬，以至达到与神接近的境地。这么解释的话，哈雅姆的诗不再是酒的赞歌，而变成神的赞歌，所以也谈不上触犯戒律。反之，作者也可能是故意用苏非式的手法作幌子，其实他真心赞美的就是酒本身。《鲁拜集》里的这些四行诗应该属于后者。在霍梅尼体制之下，哈雅姆必然被视为异端文字，然而书店里却堂而皇之地出售着他的诗集。英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把哈雅姆的四行诗翻译成英文，诗人的名字才开始为全世界所知。就像歌德从哈菲兹作品的德译本得到触发，创作了《西东合集》，哈菲兹因此而闻名世界。两个事例可谓相映成趣。另一位爱酒的诗人哈菲兹哈菲兹（—）也是一位歌颂美酒与爱情的诗人。他在世的时候，甚至因此被视为“带着苏非假面的异端分子”。在伊斯兰教国家，不时会出现对信仰过度热心的统治者，往往推行严格的宗教戒律。哈菲兹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历了那样的时代。有个名叫穆巴利兹·姆扎法的国王是个狂热的教徒，他把哈菲兹居住的设拉子城里所有的酒馆都关闭了。换言之，在此之前，在设拉子城中曾有许多酒馆。哈菲兹当时曾写诗讽刺这件事，诗的大意是：安拉啊，请不必担心。虽然酒馆关闭，伪善的商店却开了门。在苏非的词汇中，酒代表神的恩惠。与哈雅姆不同的是，哈菲兹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哈菲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能背诵《古兰经》的人”。但是哈菲兹在诗中歌颂的酒，多半应该是指现实中的酒。前面提到，哈菲兹曾被怀疑是“异端分子”。后来经伊斯兰法学者讨论裁定，哈菲兹终于得以摆脱嫌疑。或许是因为那些精彩的诗作让法官们也为之折服了吧。哈雅姆诗中提到了“玛基之酒”，玛基指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在伊斯兰化之前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曾是国教。天山南路之所以成为维吾尔族聚居地，是因为北方的回鹘王国在吉尔吉斯族的强袭之下，人民四散，其中一支于9世纪中叶以后逃到此地。在此之前，新疆南路居住着多种民族，这些民族大多属于伊朗人。宗教也是琐罗亚斯德教占上风。在唐朝的都城长安，曾建有多处“祆祠”，即琐罗亚斯德教寺院。在9世纪中叶以前的天山南路以及昆仑山脉北麓即所谓西域南道上，一定曾飘散着浓厚的玛基之酒的香味。玛基之酒当中，最上等的应当是葡萄酒，其次才是阿拉克酒。但要说游牧民爱喝的酒，我认为当属马奶酒。马酪味如酒家畜乳汁中所含的乳糖经发酵可以制成酒精度较低的酒。制酒过程中乳酸也随之发酵，所以酒中带有酸味。据说马奶发酵大多是在皮革袋子中进行，听起来这酒颇有游牧民的特色。汉代有一种名为挏马官的官职。这本是掌管皇太后车马的官职“中太仆”，汉武帝太初元年（前）才改称为挏马官。之所以改称，是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从掌管皇太后的车马变为负责酿造马奶酒。这个官名见于《汉书》的“百官公卿表”以及“礼乐志”。“挏”即推引之意，似乎是指用力拌动马奶造酒的动作。严师古在《汉书》的注解中写道——马酪味如酒，而饮之亦可醉，故呼马酒也。由此可知，马酪非酒，而是酪（酸奶），但也会喝醉，故名马酒。马奶酒的酒精度仅百分之一，究竟能不能算酒，似乎不好下结论。《隋书·突厥传》中有——男子好樗蒲（一种博戏），女子踏鞠（踢球），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这里的用“酪”而非“酒”，但后面有“取醉”之说，足以说明这是马奶酒。《宋史·高昌国传》中有——人衣尚锦绣，器用金银，马乳酿酒，饮之亦醉。既然是酒，喝了必然会醉，上文特地说明饮之亦醉似乎没有必要。大概正是因为度数极低，才需要特地添加“亦醉”的说明吧。另有版本“醉”写作“醇”，意为味道纯厚。太初元年汉朝在朝廷中设置了酿造马奶酒的官职，李广利的第一次大宛远征也在同一年。在此之前，卫青与霍去病曾多次与匈奴交战，饮用马奶酒的习惯也作为战争的副产品传入中土。马奶酒味道柔和，爱喝的人应不在少数。另外中国出现蒸馏酒是较近期的事。据说蒸馏酒也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如今茅台酒、汾酒等已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大家也许以为它们原是中国固有的酒类，其实不然。元代成吉思汗远征以后，东西方交流得到疏通的时期，阿拉克酒的做法才传入中国。不仅是在伊斯兰教地区，在美国也曾有过禁酒的时期。中国则是在三国时代，曹操和刘备曾实施禁酒。在曹操禁酒的时代，人们只好使用隐语，例如把清酒称为“圣人”，把浊酒成为“贤人”。佛教规定出家人不能喝酒，但仍有人把酒改称为“般若汤”来掩人耳目。从字义上看，此乃“洗净烦恼悟道之汤”。穆巴利兹·姆扎法的禁酒令在他的儿子沙赫·舒贾继承王位之后，立刻被解除了。拂晓时分，我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沙赫·舒贾的时代到来了！无所顾忌地畅饮美酒吧！……哈菲兹写下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对禁酒令解除的喜悦之情。哈菲兹热爱故乡设拉子，死后也埋葬于此。他的灵庙被称为“哈菲兹庙”，如今已成为观光胜地。[1]位于兵库县东南，神户市北部的山名。[2]即甲斐，今山梨县。以葡萄和葡萄酒著称。[3]冲绳特产的一种烧酒。[4]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教徒之意。[5]小川亮作所译版本（岩波文库年版）直接译自波斯文，与中国通行的译自英文版的版本（如郭沫若译《鲁拜集》）内容出入较大。文中译诗为小川亮作日译本的直译。二六丝绸之路的壁画美术馆千佛洞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最大的壁画宝库，当地人称之为千佛洞。石窟内的壁画就好像恨不得不留一丝缝隙一般密集于墙壁之上，密密层层地描绘着数不清的小型佛像。我以为那就是“千佛”的来由，但千佛洞的名字似乎并不是这么来的。在维吾尔语中，千佛洞叫做“敏维”。“敏”是“千”的意思，“维”指房屋、建筑物之类。所以如果依照维吾尔语的词义，千佛洞的意思就应该是“一千处佛洞”，而不是“一千座佛的洞”。这么说来，石窟几乎没有单独一处的例子。据我所知，喀什三仙洞只有三个石窟，应该是最少的。敦煌目前发现的一共是四百九十二窟。在最隆盛的时期一定曾经数以千计，是名副其实的千佛洞。适合建造石窟的地点不多，所以才会在某处适宜的地点接二连三地建造。东京神田神保町旧书店云集，大阪道修町医药批发店林立，也出于同样的道理。石窟究竟源于何处？在石壁上开凿石洞用作礼拜场所的例子，在公元前的印度就已出现。而且不只是佛教，也有耆那教和印度教的石窟。在安纳托利亚的卡帕多奇亚峡谷，也建有基督教的石窟修道院。佛教的石窟寺院始于印度，后传入中亚，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是学界最有力的观点。敦煌的权威学者常书鸿则认为，4、5世纪的石窟寺院并非自西向东传入，而更像是各自独立建成。这是在考察了敦煌石窟以及柏孜克里克、克孜尔尕哈与库木吐拉石窟后得出的观感，我认为他的看法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被切割的“誓愿图”我第一次看到石窟壁画是在柏孜克里克石窟，那是年，其后我又先后三次访问这座位于吐鲁番盆地的石窟。两年后访问敦煌时，眼前的画面让我感到眼花缭乱，因为柏孜克里克的石窟毁坏程度实在严重。而敦煌附近一直居住着佛教徒，虽然说不上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但至少没有遭到破坏。吐鲁番盆地被染上清一色的伊斯兰教色彩之后，民间俗信或伊斯兰教的偶像否定思想使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遭受严重损坏。破坏还不止于此，20世纪初，德国的勒柯克、英国的斯坦因，还有日本的大谷等人各自率领考察队前来，把壁画切割下来后掠走。访问柏孜克里克后，我以为石窟壁画大概都是类似的惨状，所以后来看到敦煌色彩斑斓的壁画时才会产生那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柏孜克里克大约有四十五处石窟，其中也有的没有壁画，有的则是在山崖上开出小块平地建造土坯佛堂。因为不是在山崖上开凿石洞而成，似乎算不上石窟，但在名称上仍概括地称为柏孜克里克石窟。除此之外，柏孜克里克还有一些特征。这里的壁画题目中有“誓愿图”。誓愿图描绘的是佛祖或菩萨为救赎众生而祈愿的场面，这在敦煌和克孜尔尕哈的壁画中都不曾见到的。阇陀伽（本生谭）讲述的是释迦牟尼在前生如何行善积德的各种故事。这些故事是所有佛教壁画的共同主题，然而誓愿图只见于柏孜克里克的这个事实似乎别有深意。从中可以推测，佛教石窟并不只是自西向东传入，而是在各地自主进行，各具匠心地建造起来的。德国考察队把最精美的誓愿图连同石壁整个切割下来。整个洞窟的内部表层都被削去，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切割是按一定的尺寸进行切割、剥离，以便之后能够原样复原，这实在是一种机械冷漠的手法。他们关心的是壁画作为美术和民俗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但对壁画却没有宗教上的信仰，因此他们只管按规定的尺寸切割，哪怕切割的是佛祖的脸，都可以毫不介意。然后，切下的部分被原样复原为一个石窟，展示于柏林的民族博物馆。斯坦因的英国考察队也用同样的方法切割了壁画，他在著作中写道——几个世纪以来，那些以偶像否定为信念的伊斯兰教徒来访者随手破坏，使这些弗莱斯克画（即壁画）一直处于危险境地。近年来，这种来自当地居民的破坏愈加严重，他们将壁画胡乱地切割下来，将之卖给欧洲人。显然这里有更加荒废下去的危险。因此，想要在目前状况之下，尽量抢救这些发展于中亚，并具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佛教绘画艺术遗产，唯一的手段就是周到有序地把这些绘画从这里转移出去。——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泽崎顺之助译，白水社）引用冗长的一段，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拿走壁画一方的辩解。我并不想不由分说称其为盗贼。斯坦因也在文中特地说明是“在目前状况之下”石窟有荒废的危险。但是，对他的上述辩解，我还要说几句不同的看法。当时石窟的确遭受了伊斯兰教徒的破坏，但即使塑像受损，却还未殃及壁画。正因如此，才为勒科克和斯坦因留下大量可以带走的壁画。较之伊斯兰教偶像否定思想的影响，伊斯兰教进入之前，因民间俗信的影响而产生的破坏似乎更加严重。当时的迷信认为，如果与画中人物的视线相接，就必须把画中人的眼睛部分毁坏，否则会遭遇厄运，于是人们用手指把画像的眼睛抠掉。石窟中凡是位于手够得到的佛像的眼睛就几乎这样都被抠去了。吐鲁番盆地一带虽说居民已经伊斯兰化，但这里长期处于信仰佛教的蒙古族以及满族的统治之下，并且建造佛教石窟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祖先，所以并未发生过狂热的反佛教运动。毋宁说近代以来当地人的破坏才开始加剧，原因在于欧洲人的收买。斯坦因在著作中提到来自当地政府的阻碍。斯坦因考察柏孜克里克石窟是年12月至翌年的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此时距中华民国诞生，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中国的文化财产就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调查，自力保护，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日趋高涨。这对斯坦因而言是阻碍，但在中国方面，这当然是再正当不过的措置。最后，一幅保存完整，在近千年的时间里谁也没能毁坏的誓愿图壁画被全幅切割下来，原样复原在现代化设备齐全的柏林民族博物馆。它的照片收录在众多图录之中，虽然留有拼接的痕迹，但色彩艳丽堪称保存完好。但我们今天却已无法再看到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柏林空袭，把这幅没能撤离的柏孜克里克誓愿图壁画化为了灰烬。这个事例证明，那些所谓把文化遗产“抢救”到文明世界的说辞，其实不过是文明世界的狂妄自大罢了。巨大的壁画美术馆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中，最古的壁画可以上溯至隋代（也有人认为是北魏）。也就是说，石窟的建造早在吐鲁番盆地还处在汉族麹氏王朝统治的时代就已开始了。麹氏王朝于年被唐太宗所灭，这里成为唐朝的直辖领地。8世纪后半期的唐玄宗时期，由于内乱，唐朝放弃了西域，不久后这里成为回鹘王国的领地。柏孜克里克的石窟以建于回鹘时期的为最多。单从历史背景也可推测，壁画的样式仍以强调线条的唐朝风格为主流。如此说来，与佛教美术流传的主流方向——自西向东——相反，在这里是从东向西的流向。往东有敦煌大型石窟群。据文献记载，前秦建元二年（），有个名叫乐僔的沙门在这里开辟了石窟，后来法良禅师又接着开了第二个。然而4世纪的石窟现已不存，现存最古的石窟是据推定为北凉期（5世纪前半期）的第二百七十五窟。窟内的交脚弥勒像可说是敦煌最具代表性的佛像，几乎一说到敦煌，必提这尊弥勒像。“交脚”顾名思义就是把脚盘成Ｘ形。在日本，这种样式的佛像一座都不曾有过。这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四百九十二处石窟中，现存的塑像以这尊北凉时期的交脚弥勒佛像为首，总共两千四百一十五尊。石窟所在的鸣沙山是沙与细石相间的砾岩地带，地表质地非常脆弱。龙门和云冈石窟的佛像是雕琢山岩而成，敦煌却不行，即使雕成佛像，用不了多久，就会变得面容斑驳。所以只有挖掘石窟，在内壁涂上灰浆抹平，再在上面描绘壁画，或者是另外雕塑佛像搬入窟内安置。因此，敦煌的石窟以壁画为主，佛像为辅。敦煌壁画的总面积据正式公布的数据，是四万五千平方米。如果把这些壁画并列于三米高的墙面的话，需要长达十五公里的墙面才够用。的确堪称巨大的壁画美术馆，而且是自5世纪的北凉到14世纪的元朝，纵贯千年历史的美术馆。虽然这些壁画都归类为敦煌壁画，实际上它们因时代而异有着各自的特征。唐朝以前，以取材于本生谭的壁画为主。这些画因原料发生化学反应而变色，使壁画形成一种始料未及的立体效果，单从鉴赏的角度来看也十分有趣。壁画中释迦牟尼的前世故事大多分几个场面描绘。比如舍身饲虎的故事，从老虎饥饿的神态、投身虎口的瞬间、老虎开口大嚼的情形以及最后只剩一堆白骨的画面，都依次描绘下来。当年僧侣聚集善男信女说教的时候，一定是指着这些画进行讲述的吧。正相当于佛教故事的一种教材。唐代以后，这类本生谭壁画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单独一幅大图占据整面墙壁的说法图和西方净土图等。还能看到一些与佛教无关的画面，比如张骞出使西域的场面。这是距佛教传入中国尚有时日的汉武帝时代的故事，或许是用来作为一种广泛的民众教育的教材，大概相当于历史常识课吧。唐代的壁画当然是以线描为主，但色彩非常艳丽，大概是因为多用红色系。与之相对的是后续的五代十国至宋代（敦煌于年被西夏占领，或许这以后应该算西夏时期）的壁画，其特征整体以蓝色系为主，并且这个时期的石窟平均规模大于唐朝时期。不过其中也有一处规模巨大的唐代石窟。南窟和北窟分别安置着高达二十六米和三十二米的巨大弥勒佛像，所在石窟之大自不用说。据说上等的红色颜料产于湖南。唐朝国势昌盛之时，在经济繁荣、治安良好的条件下，物资运送自然得到保证，远地的商品也可以买到，所以才可能使用大量的红色原料来作画。至西夏时期，敦煌成为地方政权的地盘，湖南产的红色颜料变得难以入手。这一带多产石绿，自然而然地开始多用绿青色系的颜料，因此壁画也开始整体偏重青色，给人一种阴郁低沉的感觉。唐朝的壁画则是一种不一样的明朗温暖的氛围。有趣的是，不同时代壁画所体现的氛围还反映着各自时代的特征。第一百零三窟通称南大佛，即那处容纳二十六米高的弥勒佛像的巨大石窟。石窟要容纳比奈良大佛高大近两倍的巨大佛像，可以想象其规模之大。当然石窟内的墙壁也有相当大的面积。这处石窟本是盛唐唐玄宗时期建造的，壁画却是西夏时期色调偏青的作品。盛唐时期石窟建成的时候，这里一定描绘着唐朝风格的那种偏重红色的精美壁画。可是到了西夏时期，人们又在壁面上描绘属于自己的青色系的壁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西夏时期的壁画，但是在这些壁画下面，其实还掩盖着盛唐的壁画。据说壁画上有些开裂的地方还能稍微露出原先的画面，而且可以看出下面的图画更加精美，但也不能因此将上层的壁画揭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西夏人应该是出于一种自尊，并且他们也拥有独自的审美观。之所以把自己的作品覆盖其上，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所绘的壁画比盛唐时期的更美。壁画的诉说库车附近有多处石窟，其中最大的是克孜尔尕哈，其次是库木吐拉。前者二百三十六窟，后者一百零六窟，数量不及敦煌，但规模大于柏孜克里克石窟。这两处石窟群同样是面朝渭干河（木扎提河）而建，位于上流克孜尔尕哈的叫做“上千佛洞”，位于下流库木吐拉的叫做“下千佛洞”。从库车县行车两个半小时到克孜尔尕哈，再到库木吐拉需半个小时。如果能够沿河而行的话，距离应当更近。然而距离如此接近的两处石窟群的氛围却大不相同。我参观过两处石窟群后，在北京拜会了常书鸿先生，他说——克孜尔尕哈比起敦煌更接近于巴米扬的风格。我也深有同感。从线描以及画风这样比较专业的角度来看，从库木吐拉的壁画可看出唐朝风格的巨大影响，而克孜尔尕哈德壁画中唐朝的影响则较为稀薄。两处石窟群位于同一条河的河畔，且距离相近，但在风格上却各有不同。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中国绘画中不曾有过的凹凸表现技法，这显然是借鉴了印度的绘画手法。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绘画也自西向东流传，而中国绘画的堪称骨骼的鲜明的线条技法随后也自东向西流传。从以佛教为中心的观点来看，这算是逆向的流动。值得深思的是，这股逆流虽抵达了渭干河下游的库木吐拉，却没能抵达上游的克孜尔尕哈。然而在克孜尔尕哈与库木吐拉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两处石窟群在形式上也有着共同的特征，比如画面以巨大的菱形框作鳞状排列，画则描绘在菱形框中，这种形式是敦煌和巴米扬所没有的。也就是说两处石窟群在具有共同的地方特色的同时，却并未受到同样的外界影响。库车成为唐朝的卫星国，大约是高昌国灭亡十年之后的事。年，曾经设于吐鲁番盆地交河城的唐朝安西都护府迁移到库车。而唐朝何时撤出库车却没有记录可考，只有年北庭都护府被毁的时候，安西都护府被孤立的记录，也就是说那时安西都护府还存在。据说当时唐朝在安西都护府长驻着三万军队，所以不能说此地不受唐朝的影响。“文化交流”这个词日渐成为一个时髦的字眼，但文化流传并不一定是从Ａ到Ｂ，再从Ｂ到Ｃ这样流动的。不论是Ａ或Ｂ或Ｃ，都会产生独自的文化。在印度的阿旃陀石窟群中，有作为礼拜之地的支提窟和作为僧侣住所的毘珂罗窟。两者合成的形式见于柏孜克里克，但敦煌只有支提窟。印度的石窟只有支提窟才有壁画，而敦煌却是每处石窟都有壁画。有的地方没有，也是因为原有的壁画已经脱落。研究表明，出土于天山南路的回鹘时期的回鹘文佛典并非译自印度的梵语原典，而是重译自汉语佛典。这也是一个反向流动的事例。壁画向我们诉说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柏孜克里克那幅最好的誓愿图被勒柯克带回柏林之后，在空袭中毁为一旦。而斯坦因带走的那一部分则完好地收藏于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大谷探险队从克孜尔尕哈带走的先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是那幅独楼那像，其风格与敦煌的佛像有着显著的差异。最近耳闻一事，说是从首尔一家博物馆收藏室的角落里发现了丝绸之路的壁画。大谷光瑞曾经提及把探险队搜集到的文物放在旅顺和首尔的事，想必是那时候留下的，或许就是柏孜克里克或克孜尔尕哈德壁画。当年壁画完成之时，捐献的信徒以及亲手作画的画工们，大概都以为壁画将会与石窟一样永存于此地。然而因缘离奇，这些壁画竟被搬出了石窟，沃纳从敦煌搬走了二十六面壁画。但愿这些四散在各地的壁画能够永存于世，就像信徒们当年祈愿的那样。二七多姿多彩的名山与传说我见到的秀丽山峰我喜欢山，却不是所谓的登山爱好者。我喜欢的与其说是登山，不如说是游山，或者说是看山更为恰当。丝绸之路的山峰令登山爱好者心向往之，哪怕历经艰险也要一登为快。不知他们究竟想登什么样的山？我并不了解登山爱好者喜爱登山的心理，但我对山的喜爱，不过是喜爱山的秀丽景色罢了。年夏天，乘坐吉普车从喀什前往和田途中看到的景色是我至今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山容。我于清晨从喀什出发，查看当时的记录，出发时间是凌晨五点半。实际上这个时间早得非同一般。幅员辽阔的中国使用全国统一的时间，即通常所说的“北京时间”。然而在地处国土西隅的喀什，当地时间与北京时间相差约两三个小时。所以北京的政府机关、学校上午八点开始上班上课，新疆却要到十点左右才开始。时间用的是北京时间，但生活仍按当地时间来安排。因此我们从喀什出发的时间实际上相当于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之间。我们顶着星光直奔莎车，在途中看到日出。丝绸之路上初升的太阳把帕米尔、昆仑的皑皑雪峰染成了粉红色，而且那是一种有透明感的粉红。景色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粉红色的浓淡发生着变化。回想起来，我那么早起床看山还是第一次。虽然对朝霞掩映富士山的美景有过耳闻，但从未目睹。也许是少见多怪的缘故，我被眼前的景色深深地打动了。同样是帕米尔的山峰，白天在喀什看到时，并未感觉到有何特别之处。在喀什郊外的罕诺依遗址，导游为我们介绍了周围的景观。从那里遥望帕米尔，眼前的群山给人一种散乱不成章的感觉。或许是因为白天空气中水汽凝结，远处的山峰总是云雾缭绕，呈现出一片含混不清的景致。帕米尔的名山慕士塔格与公格尔年，我进入帕米尔高原，近距离接触到那些不再是远景的帕米尔群山。中国境内的帕米尔名山要数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公格尔山有两座山峰[1]，被称为九别峰的第一峰海拔米，第二峰海拔米。慕士塔格山的海拔地图上标记为米。两座山的外观截然不同。公格尔山的“公”字有时也写作“贡”，第一峰名为“九别”。往返于喀什与塔什库尔干之间的时候，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不同形状的公格尔山。因为道路蜿蜒曲折，山容自然是变化多端。慕士塔格山却不然。从山容映入眼帘到消失于视野，它的形状都没有变化。它不像公格尔山那样被围绕在险峻的群峰之间，而是一座拔地而起的独立山峰，周围没有高山环绕，越发显得雄伟壮观。当地人叫它“慕士塔格阿塔”，“慕士”是“冰”的意思，“塔格”即山。“阿塔”意为父亲。在中国关于西域的文献中，常常出现带有“塔克”的地名，“塔克”与“塔格”同为“山”的音译。在如今中国的地图上，“慕士塔格阿塔”标记为“慕士塔格山”。“冰山之父”就像一位身形巨大的长者泰然端坐在那里，用坚如磐石来形容它再合适不过了。两座山在二战前均为处女峰。斯坦因与海定都曾攀登慕士塔格至海拔约六千米处，但都未曾登顶就中途返回了。似乎他们并不那么在乎是否登顶这件事。“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像一位盘腿而坐的长者，给人以稳重亲切之感。我乘坐吉普车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大约花了十个小时，其中约有一半路程，也就是五个小时的车程中，一直可以看到慕士塔格的身姿。我们的吉普车沿山道而行，时速三十公里左右，这正好相当于往日商队一日的行程。商队的毡包式客店也是相隔三十公里而建，可以想见当年玄奘经过这条路线时，在五天的旅程中，也一直眺望着这座山。不仅如此，他还在位于今天塔什库尔干一带的羯盘陀的都城停留了二十多天。玄奘在那里也一定看到了在清晨和傍晚被染成粉红色的慕士塔格山。这么说来，玄奘在这座山的近旁停留的时间将近一个月之久。年，斯坦因的考察队对慕士塔格山的高度进行了三角测量，测算出顶峰海拔为米。两年后的年，大谷探险队经过这里，他们的考察报告上记录的海拔为米。大谷在报告中写道——北纬三十八度二十分以北（的地球上）没有比慕士塔格更高的山峰。但大谷探险队所记录的米，其依据来由不明。年，中苏联合登山队在慕士塔格登顶成功，三年后的年，全体由中国人组成的登山队再次登顶，所以现在地图上标注的海拔米应该是得到确认的数据。另外，在海定的著书中，这座山的海拔为米。年，中苏联合登山队还成功登上了公格尔九别峰。公格尔山位于慕士塔格山之北，两座山峰都高于慕士塔格山。由此可知大谷探险队的报告是错误的。位于苏联境内的帕米尔高原上的两座高峰——共产主义峰（米）和列宁峰（米）都位于慕士塔格山之北，海拔稍低于慕士塔格山。慕士塔格山脚下是布伦口湖，湖畔有布伦口公社。我在那里吃午饭、休息，停留了约两个小时。也许是导游考虑到身体需要逐渐适应高度，所以才特意安排的。年，英国军官荣赫鹏从喀什返回印度途中，在布伦口湖畔看到了泰然耸立的慕士塔格山。他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祥和的山，其他的任何一座山大概都不可能呈现出如此宏大的景观。俄国、印度、中国，从四面八方紧拥在这座山都周围。——荣赫鹏《穿越喀喇昆仑》（白石一郎译，白水社版）慕士塔格山看起来的确像是很容易攀登的。而公格尔山山容险峻，让人有难以靠近之感。说得夸张一些，慕士塔格山似乎从湖畔加快脚步就能一口气登上峰顶。对中国而言，这一带属于边境地区，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述。我想知道慕士塔格峰过去的名称，查了各种资料却没有答案。倒是有“葱岭”这个泛称，另外唐代这一带曾有名叫“不忍岭”的山，见于清代的《皇舆西域图志》收录的历代西域图中。布伦口的“口”是湖的意思，“布伦”是尖锐的山尖之意。“不忍”与“布伦”的发音也比较相似。——由疏勒（喀什）西南入剑末谷、不忍岭。这是《唐书·西域传》的一段记述。公格尔山和慕士塔格山都位于喀什的西南方。我于年经过这里的时候，公格尔的第二峰还是一座处女峰。至于后来怎样，我这个非登山爱好者，至今尚未听说登顶的消息。西王母居住的山虽然我更喜欢观赏山色，但对于登山的乐趣也算略知一二。由于没有充分锻炼脚力，我一直缺乏登山的自信。近年来人们可以利用现代文明的利器，去探索深山密林。而距离城市不远，且道路条件良好的山则更加难得。丝绸之路上的博格达峰也属于这一类，从乌鲁木齐驱车两三个小时即可抵达。山中有湖，被称为“天池”。在唐代这里叫做“瑶池”，据史书记载，这里曾设有“瑶池都督”的官职。瑶池是传说中西王母居住的地方，《西游记》中，瑶池也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地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方横亘着巨大的山系，南边是帕米尔高原连接着昆仑山脉，北边是天山山脉。在古文献中，“天山”这个名称有时包括南北山系，有时则把葱岭也算作在天山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南北两方的山脉即南高北低。天山山脉海拔超过千米的山峰只有一座，而帕米尔与昆仑山系除有公格尔、慕士塔格等高峰之外，其东面还有一座同样意为“冰山”，但没有“阿塔”（父亲）之称的慕士山，海拔米。再往东去，又是一座“冰山”（也叫乌鲁慕士塔格，“乌鲁”有伟大之意），这座山位于与西藏交界处，海拔米。慕士塔格山以东为慕士山，与西藏交界处的乌鲁慕士塔格写作木孜塔格山。北边的天山山脉的最高峰是位于阿克苏以北的托木尔峰，海拔米，相邻的汗腾格里峰海拔为米，几乎接近米。天山的第三高峰是前面提到的博格达峰，海拔米，与前两座山峰落差较大。天池位于海拔米处，可乘车直达。天池我共去过两次。第一次在夏天，下着小雨。第二次是晚秋时节，四周白雪皑皑。这里因为邻近乌鲁木齐这座大城市，一到休息日，市民们就乘坐公共汽车前来游览。看来这是个绝好的游乐之地。“天池三方被高山阻隔，唯有北面开阔，这与中禅寺湖[2]相似。”明治四十五年（），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访问这里时这样写道。他还提到，漫山遍野一望无际地开着白色的罂粟花。那些罂粟并非野生，而是经人工栽培。不用说，是为了提炼鸦片而种。时值辛亥革命翌年，清朝刚被推翻不久。后来，中华民国发起禁止鸦片的运动，如今在中国吸食鸦片成瘾的人几近于无。在博格达峰的山坡上罂粟盛开的景象当然已经看不到了。传说西王母曾在瑶池中洗浴。天池环湖一周达数十公里，想必西王母是个体格相当高大的女人。从天池稍往下行，有一处小水池，据说西王母洗浴后曾在这里洗脚，如今当地人称之为“洗脚池”。传说中西王母住在昆仑山，有人会说这似乎与天池的方位不符。其实“昆仑”意即西方的山，不过是传说中的所谓虚构的地名而已。公元前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报告说，于阗南方的山多产玉石。于是汉武帝想当然地认定这座山即传说中西王母居住的昆仑山。自那以后，那一带被称为昆仑，现在的地图也将其标记为昆仑山脉。天山也位于中国西部，西王母住在那里也不足为怪。何必一一服从皇帝的权威呢？葱岭这个地名也见于《汉书·西域传》，是个古老的地名。《水经注》中有如下记载：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也。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有一段关于葱岭的记述：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里。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关于葱岭名称的由来，书中介绍了两种说法，一是因山中生长着葱而得名，二是因山岭葱翠（鲜艳的绿色）得名。而近年来通行看法则认为“葱”是音译自当地地名。上文中提到的“热海”指伊塞克湖，“活国”是奥克苏斯河附近的昆都士。依白鸟库吉的观点，“乌铩”应当是叶尔羌。“大雪山”则无从查考，有人认为是喜马拉雅山，这样的话，范围就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说的帕米尔一带。在《唐书》等古籍中，葱岭俗称写作“极疑山”，但这个名称的由来不明。天山的“未知之峰”从乌鲁木齐市内可以看到博格达峰，山容十分秀丽，当地的汉族称之为“秀山”。从伊犁遥望“乌孙山”，那景色用美丽来形容好像还不够恰当，仿佛带有一种正向你娓娓诉说的神韵。玄奘翻越天山时，经过凌山的山道，这凌山应当是汗腾格里峰或托木尔峰。“凌”即冰。在当地，稍高的山峰都可称为“慕士塔格”（冰山）。我却未能眺望这两座高峰。从库车坐吉普车行驶了五个小时，来到一个叫大龙池的地方。汗腾格里峰和托木尔峰隐藏在群峦叠嶂之后的远方。这一路走来虽说靠近了一些，反而更加看不清全貌。两座高峰位于中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交界处，距离大龙池相当遥远，而且我到达的这个大龙池到底是不是《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大龙池也不得而知。托木尔峰比汗腾格里峰高米。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以为天山的最高峰是汗腾格里峰。有的导游手册至今仍是这么写的。直到年，以帕贝尔·拉帕索夫大尉为首的塔什干测量队才终于得以成功测量出托木尔峰的海拔。在此之前，这座山峰的存在尚不为人知。所以，塔什干测量队的成功测量不如说是成功发现更为恰当。托木尔峰几乎一年到头都为冰雪所覆盖，一般人难得见其真容。这座海拔米的“未知之峰”被命名为“泊白达”，即俄语“胜利”之意。在被发现以后的十三年间，它一直是处女峰。人们成功登上这座山峰是在年，这次登顶是由斯巴达克登山协会和哈萨克登山协会组成联合远征队完成的。汗腾格里峰在唐代被称为“三弥山”。《唐书·西突厥传》中有射匮可汉在龟兹（库车）之北的三弥山建立朝廷的记述。峰顶的位置在越过中国国境往西约十公里的地方，这里也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境。山中有长达六十公里的伊内里切克冰川，是天山山脉最大的冰川。托木尔峰与汗腾格里峰相距仅二十公里，却直到年才被发现，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托木尔峰被发现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苏联正处于严峻的战局之下，发现这座山峰之后，战局逐渐好转，苏联转败为胜，故命名为胜利峰。《魏书》中写道，龟兹西北大山之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味道极臭，但服用后发齿脱落的人可以恢复元气。《隋书》的记载为“常火及有烟”，《唐书》则为“常有火”。可见天山一带地下资源十分丰富。在乘坐吉普车往返库车至大龙池的十个小时的旅途中，我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的山。赤红色的山，寸草不生却是绿色的山，青色、黄色……一定都是富含某种矿物的山，还有露天煤矿的开采现场。在战局紧张的情况下，苏联仍派人调查这个地区，其目的或许就是这里的地下资源。丝绸之路的山最令我难忘的是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它名副其实就像在燃烧一般。还有如同被火焰山抱在怀中的美丽的沙山，其位置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背后。第一次看到沙山上的风纹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动。说起沙山，敦煌的鸣沙山，以及环绕月牙泉的沙山也让我难以忘怀。恐怖主义者盘踞的险峰有时候，山上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比山的景色更能打动人心。伊朗的阿剌模特峰属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年，伊斯兰教伊斯玛依派领袖哈桑·萨巴在这里建立了要塞。我骑着骡子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座要塞的遗址，可惜当年的面貌已荡然无存。我随手捡了几块看似普通的石头，发现有的石头上还画着线条。一定是当年筑城墙的时候，为了把石头切割成适当的大小，才在上面标记画线。年末，蒙古的旭烈兀汗（忽必烈的胞弟）攻陷并彻底摧毁了这座要塞。那些碎石上的线条即可明证当时的惨状。伊斯玛依派是当时伊斯兰教的过激派，阿剌模特是恐怖主义者的基地。哈桑·萨巴哈是第一代领袖，山中的头领被称为“山中老人”，负责指挥针对塞尔柱王朝的政府要人以及十字军将领的暗杀活动。在伊斯兰教派中，伊斯玛依派直到现在仍属极少数派。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居住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也曾是伊斯玛依派，阿剌模特的村民们也都是什叶派。据说阿剌模特的数万伊斯玛依派信徒在旭烈兀汗的进攻之下，尽数战死而无一人投降。所以，这片土地上如今已没有伊斯玛依派信徒。当年的那些要塞在阿剌模特山早已消失无踪，而消灭了要塞的蒙古在伊朗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只有群山的身姿一如往昔。[1]据《辞海》（年版），公格尔山一称大公格尔峰，海拔米；公格尔九别峰一称公格尔第二峰或小公格尔峰，海拔5米。慕士塔格山海拔米。[2]中禅寺湖位于日本枥木县西北部日光山中的堰塞湖，面积11.8平方公里。二八丝绸之路的歌声天山南路的歌声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伊朗到达罗马。中国和伊朗分属两个文化圈，两者都是诗歌的国度。10世纪之前，这两个文化圈是相邻的。在现在的吐鲁番至天山南路一带曾居住着伊朗人。后来维吾尔人因吉尔吉斯人的猛烈袭击纷纷涌入这个地区，他们取代伊朗人成为这一带的主要居民。此前天山南路通行的是伊朗语支的语言，所以诗歌也以伊朗族系的诗歌为主。唐代所谓的“龟兹乐”在歌唱时所用的语言也应当属于伊朗语支。大规模的民族交替使“龟兹乐”走向消亡，虽然乐器和旋律流传至今，但乐曲的“语言”部分却佚失了。天山南路的歌声是什么样的呢？如今我们已无从知晓。只有从伊朗本土留存的音乐来类推，或许其间的差异远在我们的想象之上。印欧语系可分为S类语言和K类语言两大类。波斯语和印地语同属S类语言，而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等则属于K类语言。然而人们在解读和研究了在伊朗一带出土的波罗米文记录之后，却发现它们属于K类语言。这样的话，把10世纪之前居住于这一带的民族轻易归入伊朗族系似乎是不正确的。较之伊朗人，他们应当更接近于欧洲人，这种观点似乎更为妥当。在天山南路出土的语言资料是佛典。将来也许还会出土诗歌类的资料，这样的话，唐代龟兹音乐的歌声有可能得到复原。10世纪以后，天山南路的歌声使用的是属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当地居民逐渐开始伊斯兰化，他们使用阿拉伯文字来记录突厥语，使用这种文字记录的第一部著作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库塔库·比里克》（《福乐智慧》），这部作品于年在喀什写成。当时的民歌多使用来自阿拉伯语的突厥语，但上层社会仍长期使用着波斯语。这种状况类似于俄国宫廷经常使用法语。或许是因为，要想保持洗练优美的语言表达，就只有继续沿用诗歌的国度伊朗诗人们精炼而成的波斯语吧。位于喀什郊外的阿帕克和卓陵园以香妃墓闻名于世。这座精美的建筑从里到外都是用波斯文题写的文章和诗句。阿帕克和卓家是喀什地方政权的首领，他家的血统应该属于突厥人一系，但就像俄国的罗曼诺夫家族使用的是法语一样，阿帕克和卓家常用波斯语，正式的记录文书也是用波斯文写成。“我为你失魂落魄”中国把天山南北包括昆仑山的山麓一带称为西域，而欧洲却把这一带叫做中亚。这一带不论居住着哪个种族的居民，在文化上都以属于伊朗文化圈的时间最久。就像在过去日本和朝鲜，李白、杜甫以及白居易的诗集曾是读书人的必读书目一样，在这一带，萨迪、哈菲兹等伊朗著名诗人的诗作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萨迪和哈菲兹都出生于伊朗设拉子，两位大诗人的陵墓是这座城市引以为豪的名胜，如今两座墓苑依然是游人如织。萨迪还是一位大旅行家。据说他曾十数次前往麦加朝觐，并四次访问印度。他还巡游了非洲的埃及、阿比西尼亚等地。他在叙利亚的黎波里被十字军俘虏，被迫充当挖掘堑壕的苦役，幸而有人出钱为他赎身，才得以重获自由。而后他又被迫娶悍妇为妻，在婚姻生活中的饱受煎熬。从萨迪的代表作《蔷薇园》中可知他曾在喀什留下足迹。萨迪在喀什的清真寺里遇见一位绝世的美男子。男子是在清真寺里研习文法的学生，萨迪被男子深深吸引，他却潜心学习不为所动。美男子听说萨迪来自设拉子，问道：“那你有萨迪的诗集吗？”萨迪用阿拉伯语回答他。男子却说：“那位诗人的作品在我们这里是用波斯语念的。请您也用波斯语好吗？”萨迪死于年，据说活过了百岁。也就是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汗攻陷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灭亡（）的时候他还在世。萨迪访问喀什的年代没有记载。被美男所吸引的他，也许正是刚刚步入老年的时候吧。你的心被文法俘虏，叫我如何忍受。啊！恋人的心落入你的圈套，我为你失魂落魄，你着迷的却是阿姆与泽特。阿姆与泽特可能是文法书中出现的人名。那个时代的喀什居民应属于突厥人一系，但在知识分子之间普及的却是波斯语。萨迪的诗在当地以原文形式流传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在下因此穷困潦倒”同为设拉子人的哈菲兹死于年前后，大致比萨迪晚一百年。不过，与萨迪不同的是，哈菲兹热爱设拉子，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从未去过国外。但是他的诗却流传到千里之外的印度和中亚，并深受人们的喜爱。中亚的征服者帖木儿攻陷设拉子是在年。帖木儿召见了哈菲兹，原因是在哈菲兹的诗作中，有几行诗触怒了他，所以特地把诗人找来质问。让帖木儿生气的是如下诗句：那美丽的设拉子少女，假如她愿意接受我的情意，为换取她的黑痣，我愿送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帖木儿出身于撒马尔罕，他无比热爱自己的故乡。帖木儿帝国的首都设在撒马尔罕，帖木儿把都城建设得华丽壮观。沙赫·静达寺院、比比哈内姆陵墓以及古尔·埃米尔陵墓等宏伟的建筑物留存至今。布哈拉位于撒马尔罕以西约两百公里处，对帖木儿来说，这里也是帝国的重要都市，所以他要质问诗人为何竟敢拿两座城市去换美女的一颗黑痣。哈菲兹答道——正是因为浪费无度，在下才落到今天这般穷困潦倒的境地。哈菲兹富于机智的回答令帖木儿颇为满意，他因此得到了大笔赏赐。这个有名的逸闻真假难辨，之所以有这样的故事，说明即便是在突厥系民族居多的撒马尔罕等中亚地区，哈菲兹的波斯语诗作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来自西域的望乡之歌萨迪出于个人意愿而浪迹中亚，浪迹天涯可说是他的天性使然。然而从东方的中国文化圈来到西域的人，却并非因为喜欢旅行。他们大多是出于政治或军事的原因，不得奉命踏上旅途。求法的僧人应属例外，他们主动选择了艰难的旅程。不得不踏上西域旅途的不只是朝廷的文武官员，一些皇族女性也出嫁到西域。为了政治联姻，她们被许配给言语不通的异域首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于汉武帝元封六年（前）嫁给乌孙王的细君，她的父亲是因谋反罪被迫自杀的江都王刘建。乌孙是个游牧国家，位于今伊犁一带。汉武帝与乌孙联姻的目的在于联合乌孙攻打匈奴。远嫁乌孙的细君把对故乡的切切思念写成一首《乌孙公主歌》，据说当时的人们读了这首诗以后无不为之感伤落泪。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穹庐即拱圆形的帐篷，以旃（毛毡）为墙是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实际上，乌孙王迎娶细君，特向汉朝赠送名马千匹作为聘礼，还依照汉朝样式搭建了宫殿。汉朝为细君配备的官员、宦官、奴仆达数百人之多。即便如此，细君仍然无法抑制思乡之情。她日日哀叹，恨不能化为飞鸟回归故乡。细君的遭遇虽令人同情，但比起这位住在伊犁草原上的宫殿里，有数百人服侍左右的乌孙公主，那些从中土随行而来的属下们更令人同情。他们被迫远离亲人，来到遥远的乌孙，在那样的境遇之下，纵然思念故乡，却连一首望乡的诗歌也未能留下。来自亲身体验的西域边塞诗在作品留存至今的唐朝诗人中，创作西域边塞诗数量最多的要数岑参（—）。在唐代的一流诗人中，拥有西域生活体验的大概只有他和他的友人高适，留下大量的作品可说是理所当然。王翰那首以“葡萄美酒夜光杯”开篇的《凉州词》广为人知，但从王翰的经历来看，他似乎并未体验过西域的生活。王翰是太原人，曾历任河南、湖南等地的地方官。他并未留下到过凉州（甘肃）的记录，只能说这是一首凭诗人的想象而作的诗歌。《凉州词》本是乐府诗题，据说是横笛的曲牌，词作者可以依照曲牌各自填入歌词。唐代乐府的很多曲牌都已失传，只留下曲牌的题目。《唐诗选》中除此之外还收录有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的大意是，连春光都不曾越过玉门关来照耀这片塞外边地。作者王之涣未能考中科举（朝廷选拔官吏的考试），一辈子只是个在野诗人，当然也不可能接受朝廷命令西出玉门关。描写军旅生活艰辛的乐府曲牌当中还有一首叫《从军行》，在唐代曾以此为题作诗的诗人有数十人之多。此外还有《出塞行》。其中只有极少数是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创作的作品。王昌龄的《从军行》广为人知，但他一直在龙标（湖南）、江宁（南京）等地做官，也从未到过西域。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高适是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虽说亲身体验过西域的生活，但范围仅限于河西（甘肃西部）以及曾与吐蕃争战的青海一带。下面这首《塞上听吹笛》也收录于《唐诗选》，是一首广为人知的作品。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岑参的西域诗出于自身体验，并非凭想象而作，因此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他是唐初宰相岑文本的曾孙。虽为名门之后，但当时距唐初已过百年，加之父亲早逝，岑参幼时因家境贫穷而饱尝生活的艰辛。据说他奔赴边地是主动请命，而不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前往。或许是郁积于胸的某种愤懑驱动他踏上征途。天宝八载（），岑参作为高仙芝将军的幕僚奔赴西域。那场著名的怛逻斯之战于两年后爆发。岑参曾一度回到长安，后又作为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的幕僚再赴西域。他的西域生活不只限于军旅，他也曾受命担任伊西北庭支度副使，从事民政。所以，岑参的体验绝不只是表层的接触。在他留下的为数众多的西域诗中，《题苜蓿烽寄家人》尤其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苜蓿烽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煞人。同样在《唐诗选》中，还有一首他的《送刘判官赴碛西》。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这里所说的火山即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西游记》中也有火焰山的场面，作者吴承恩也未曾亲眼见过火焰山。岑参曾到过交河城（雅尔湖），在那里随时可以遥望火焰山。他还写过另外几首关于火山的诗。下面介绍一首题为《火山云歌送别》的七言排律。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诗中“胡风”与“塞雨”对仗，但实际吐鲁番盆地降雨极少。“缭绕”即层层环绕之意，“氛氲”指雾气笼罩的样子。“铁关”和“交河”是地名。唐太宗灭高昌（位于吐鲁番盆地的小国）时，在交河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安史之乱以后，岑参奔赴东方的凤翔行在，经杜甫的推荐得到一个右补阙的职位。从诗作中可看出他是个感情激越的人。东方与西方的强烈音源不论岑参与西域有多么深的联系，他终归只是一个过客。他随时随地心系着家人，写了大量寄予家人的诗作，并一直对长安念念不忘，然而我们却难得有机会听到当地人的歌声。终于在年，在发掘新疆若羌县米兰故城的时候，从出土文物中发现三首诗歌。作者名叫坎曼尔，不知他是属波斯系还是突厥系的民族，只知道他是个通晓汉文的胡人，敬重李白和杜甫。坎曼尔的生卒年代不明，但可知诗歌作于元和十年（）。且介绍其中一首，这是一首不守格律的自由诗，估计属于“乐府体”一类。东家如豺狼，食吾馕，饮吾血。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馕”即当地的主食的面饼，“东家”指地主。这是一首控诉地主残酷压榨的诗歌。作者甚至期待有朝一日天崩地裂，不得不说诗的内容很不平和。如果这位坎曼尔是回鹘人的话，当时他的母语应该还没有文字，所以不得不用汉文来表达。而另一部分人使用的应该是波斯文。丝绸之路的歌声在东方与西方都有着强烈的音源，那美妙和声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九丝绸之路的旅人“亚历山大之路”的文化牧民的迁移也算一种旅行，但他们原本就是丝绸之路的住民，所以这里所说的旅人且不把他们包括在内。要说最早进入丝绸之路的外来者，就已知的历史记录来看，当数来自西方的亚历山大和来自东方的张骞。丝绸之路的西半部分对于欧洲人来说，同时也是“亚历山大之路”。斯坦因把在印度西北边境的犍陀罗·斯瓦特写下的纪行命名为“OnAlexander’sTracktoIndus”。公元前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出兵亚细亚。远征波斯其实是亚历山大父亲的计划，后来父亲被暗杀，远征的实现可说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这并不意味着亚历山大的稀世天才使他得以突飞猛进地完成这项伟业，而应当说，希腊文明的能量终归要向东方溢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亚历山大虽可称为旅人，但这趟旅行实为引率大军的远征。汉武帝派遣将军远征，亚历山大却是身先士卒亲自上阵。身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同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较之军事上的影响，亚历山大的远征在文化上的影响更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从埃及经叙利亚北上，征战波斯帝国，依次征服了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等地。“席卷”这个词仿佛是专为亚历山大的远征而准备的。不过，当你置身于伊朗的沙漠之中，你会明白当年亚历山大除了席卷别无他法。从此处到彼处，中间延绵着不毛的沙漠，只有尽快冲出去才是唯一的活路。无论将军或士兵，都会盼着赶快抵达下一个人烟之地。成吉思汗的远征也可以用“席卷”二字来形容。不过同样是席卷，蒙古军队的席卷犹如暴风雨，过去之后几乎不留痕迹。亚历山大的远征传播了希腊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巨大的足迹。从这一点来说两者在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亚历山大并没有把征服者一方的诸多制度强加给被占领的地区。不仅如此，他反而积极采用波斯的制度，行政和军事长官均任用波斯人。亚历山大还迎娶了大流士王的女儿以及巴克特利亚公主。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让八十位马其顿贵族与波斯女性结婚。这未免有专横之嫌，但也体现着亚历山大的理想主义。谈论丝绸之路的时候，“文化的交流”必然成为一个重要题目，亚历山大的业绩堪称范例。释迦牟尼涅槃后数百年，佛教徒都不曾建造佛像。直到公元年前后，犍陀罗一带才开始造像。佛像发祥之地犍陀罗正是“亚历山大之路”的经由之地。另外，从遗留的佛像上，也明显可看出它们与希腊文明的深厚联系。佛像从中亚传到中国，再传到日本，我们在佛像上至今还能依稀辨认出亚历山大的影响。波斯波利斯遗迹位于伊朗的设拉子附近，这里原有的都城因惨遭亚历山大破坏而闻名于世。传说亚历山大占领这座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后，只因一个娼妇的调唆，就放火烧毁了这座城市。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离奇。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亚历山大想让世人知道，这是针对当年泽尔士一世出兵希腊时的暴行而进行的惩罚。我认为后者似乎更为可信。泽尔士一世的希腊远征因萨拉米海战失利而告终，那是亚历山大远征波斯之前一百五十年的事。大旅行家、外交家张骞到达中亚部分地区的亚历山大之路在亚历山大死后，未能继续向前延伸。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国时代末期。之后约一百年，秦始皇统一天下。而汉武帝的使者张骞现身中亚则是又过了一百年之后的事。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的能量波及中亚的时间差约为两百年。一个是大军统帅，一个则是国家使命的承担者，后者几乎是独自一人的旅行。虽然旅行的形式各异，但两者皆堪称精神上的强者。亚历山大出生于马其顿王家，向哲人学习帝王之道，秉承亡父的遗志，为远征东方竭尽了全力。而张骞曾是朝廷的宿卫官（郎中），汉武帝欲派人前往大月氏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应征出使。在此之前，张骞与西域毫无干系。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出人头地，但这应该不是唯一的动机。张骞刚走出汉朝的势力范围，就被匈奴捉去。他被扣留了十余年，这也不能算是预料之外的事。一旦逃脱之后，常人大概会逃回汉朝，而张骞却继续朝着大月氏国的方向前进，由此可见其意志之强韧。《史记》中写道——（匈奴单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之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匈奴人把女儿嫁给张骞，甚至为他生了孩子，他却带着妻儿逃走了。张骞途经哪条路线不太确定，估计是沿天山南路前往喀什，再翻越铁列克山口到达大宛。大宛即费尔干纳。大宛人将张骞送至康居，就像接力传递一般，康居人又护送他抵达目的地大月氏国。大宛和康居应该都知道张骞是来自匈奴的逃亡者，他们其实完全可以把张骞送回匈奴手中。匈奴是北方强势力量，这么做更有利于各自的国家。但当时匈奴正埋头对抗汉朝，对西域诸国的压力或许有所缓和。然而他们如张骞所愿，将他送至大月氏，这恐怕是得力于张骞的人品吧。——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史记》中这样评价张骞。体力强健自不待言，否则怎么能踏破丝绸之路？“宽大信人”，也就是说性格宽厚开朗，信用他人，也为人所信；而且不单是信任，更得到人们的爱戴。在异民族居住的丝绸之路旅行，心存疑虑反而更不安全吧。对待语言和习俗不同的人们，最利于沟通的是“人性”。穿越危险地带不能没有体力。从素不相识的人群中经过，不能不获取他们的爱戴。张骞无疑是为了这趟大旅行而生的最佳人选。自出发后十二年，张骞回到了长安。从大月氏回国途中，他在匈奴控制的若羌被监禁了一年多。若羌发生内讧，张謇乘机再次出逃成功。能够出逃也是因为还没有遭到杀害，这同样是得益于他的人格力量吧。凡接触张骞的人，似乎都无法对他心怀杀意。回归长安后，张骞提供的西域情报为汉朝发挥了巨大作用。张骞本人则加入李广将军的远征行列，立下功勋，位封博望侯。在翌年的远征中，因不慎错过了会战的时机，罪当斩首，幸而只是被剥夺爵位，保住了性命。看来连汉武帝也不忍心杀死张骞。不久后，张骞恢复了名誉，作为中郎将出使乌孙。回国后又被任命为“大行”。职位相当于外交大臣。翌年——元鼎三年（前）张骞去世。据说即使在张骞死后，汉朝使节去到外国，一定会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博望侯（张骞）这样说过。——博望侯告诉我说。如此这般，无论哪个国家，人们只要听说张骞的名字，都会立刻消除戒心。张骞是一位大旅行家，同时也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我的推测是，张骞之所以为皇帝以及西域各国所爱，是因为他没有野心。对职务的热心以及对未知之地的憧憬，才是他完成大旅行的原动力。这或许也算一种野心，但张骞对地位和财产的私欲应该少于常人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在西域的名声仅次于博望侯张骞的是东汉的班超（32—）。与张骞不同的是，班超出人头地的野心十分旺盛。班家本是书香门第。其父班彪及其兄班固是《汉书》的著者，其妹班昭曾出入宫廷担任后妃的教师，也曾协助班固编纂史书。班超没有继承家学，而是雄心勃勃地投笔从戎。拿剑总是比拿笔更能迅速地建功立业。另外，班家贫寒，为赡养老母也需要谋生蓄财的手段，因此班超选择了从戎这条捷径。1世纪的西域诸国大多是汉朝和匈奴的两属国，他们对两者都采取顺服的政策。班超出使鄯善国的时候，偶然遇到匈奴使者前来，而国王似乎对匈奴使者更为敬重。班超受到冷遇，遂率领三十六名勇士突袭匈奴使者的宿营，杀尽敌人。鄯善王心生畏惧，只好转而臣服汉朝。班超率领部下前去突袭匈奴的时候，他激励部下的话流传至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于班超来说，西域不过是建功立业的舞台而已。当他功成名就升任西域都护的要职，受封为定远侯之后，他对故乡的思念却日渐强烈起来。然而西域若没有班超的镇守，很可能又将陷入动乱的状态，因此班超回归洛阳的愿望一直得不到应允。班超的妹妹班昭在朝廷中深得汉和帝的信任，她替哥哥向皇帝求情，班超终于得以在年过七旬之后回到洛阳。他去世于抵达洛阳的一个月之后。行至最西端的甘英最早踏上西域之人的汉人是张骞，而后向西行至最远的则应当是班超的部下甘英。班超本人的足迹最西之地应为喀什一带。中亚的大月氏曾想越过帕米尔高原来攻打班超，班超则按兵不动静待敌军疲惫。大月氏向龟兹请求援军，使者因受到汉军攻击未能抵达。大月氏无奈只好与汉军言和，放弃了越过帕米尔的计划。对西域的人来说，汉朝和罗马一样，是地处遥远的国度。班超在那里时常听到罗马的话题，罗马当时被称为“大秦”。《后汉书·西域传》里记录着中亚人对罗马的传闻——人民体格强健，性格平和，与汉朝颇为类似。国家由三十六位将军共同商议国事，立贤者为王。若国有灾异，则废而立新王，被废的旧王对此并无怨尤。这一点与汉朝相异。而罗马也正是汉朝出产的丝绸的最大消费地。班超得知此事，便开始筹划与大秦联络的方策，最后决定派遣甘英前往。关于甘英其人，从生卒年到出生地均无从查考，只知他从阿富汗经伊朗一直到达叙利亚。《后汉书》中写作“条支”，白鸟库吉认为是迦勒底，小川琢志则认为是叙利亚。后者的看法似更为妥当。甘英到达朝向海的条支，正欲乘船前往大秦，打听情况之后，他决定不再前行而选择返回。当地人对甘英说，要到大秦的话，在海上即使顺风也要花三个月时间，风向不顺的话则要花两年时间。在船上需要准备三年的口粮，并且有不少人死在了海上。当地人其实是故意恐吓甘英。丝绸之路上的各个城市以中继丝绸贸易获得利润，如果汉朝与罗马直接联系的话，他们的获益将会减少。所以，他们恐吓甘英，指望他能打道回府。虽不知甘英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如果当地人描述路途凶险的言辞过于夸张的话，他应该有所察觉。或许是因为侍从已无心向前，或者甘英自己也不想冒险，于是假装糊涂返回了汉朝也未可知。罗马以五贤帝的时代最为繁荣。《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的使者从日南（今越南北部）前来入贡的记录。当时的罗马皇帝应为马克·奥勒留·安敦尼努（—年在位），与安敦这个名字正好相符。但是，这位使节进贡的物品都是象牙、犀角、瑇瑁之类的南洋物产，不像是来自罗马的贡品。所以有人认为这个使节是假借罗马皇帝之名的冒牌货。在当时的条件之下，罗马实在遥不可及。除了陆路的丝绸之路之外，也有连接东西的海上通道。海上虽有风浪的威胁，但至少上船后不需再劳顿身体。比起在雪山沙漠间穿行的丝绸之路，海上听天由命的旅程一定轻松得多。斜阳黄昏的丝绸之路在法显之后两百年，玄奘往返了丝绸之路。不过，像玄奘那样的求法僧，还有像高仙芝那样征战于帕米尔的将领们，在这里且就略去不表。丝绸之路本是商人往来的路径，而他们很少能留名青史。也有一个因记录下自己的体验而声名远扬的例外，他就是马可·波罗。虽然只是一部口述笔记，《东方见闻录》无疑是极为贵重的记录。关于马可·波罗以及《东方见闻录》，已有诸多著述。我也曾多次谈及这个话题，在此不再赘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于年从威尼斯出发，那时他刚满十七岁。他们经陆路前往，经海路返回，其实最初的计划是去时也经由海路。他们原定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上船，但是那船看起来破败不堪，让人担忧，于是一行人临时改变计划取道陆路。由此可知，在13世纪，丝绸之路已渐衰微。丝绸的制造工艺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没有必要再通过艰难的路程去购买丝绸。代替丝绸成为中国代表性的热门商品是瓷器，但这种商品体积大且质地沉重，并不适宜放在骆驼背上穿越丝绸之路，而更适于用船来运送。丝绸之路从夕阳西下转向日落黄昏，路上往来旅人的身影渐渐模糊。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铁蹄响彻这片土地之后，几乎不再有声响传入我们耳中。19世纪后半叶，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们的身影才又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沉睡已久的丝绸之路作为英俄两国的角逐之地被唤醒了。列强的势力争夺、地下资源的调查，以及学术进步引发的学术趣味的高涨，在种种目的之下，众多的探险队开始进入丝绸之路。海定和斯坦因可说是代表这个时代的丝绸之路旅人的两大人物，其他还有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勒柯克、葛伦威德尔以及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罗布罗夫斯基等。当然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也是其中不容忘记的旅人。今天我们在丝绸之路旅行的时候，常常要事先阅读海定与斯坦因的著作，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有用的信息。当年他们踏上旅程的时候，依靠的则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的书中提到，在叶尔羌一带流行一种脖子上长瘤的地方病，19世纪的探险家也目睹了同样的现象，这个六百年来不曾发生改变的事实似乎对他们颇有触动。我于年乘吉普车经过叶尔羌的时候，曾留心观察，并未发现脖子上长瘤的人。斯坦因不懂中文，但在旅行的时候，他总是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英译本放在行李中。他把玄奘称为“我的守护圣者”。《大唐西域记》的屈支（今库车）一段，提到当地有一种奇特的习俗。婴孩出生时，要用木板把婴孩的头压成扁平的形状，但是在库车附近出土和发现的壁画以及塑像未能证实这种习俗的存在。于是人们认为这段描述并非玄奘亲眼所见，而只是转述传闻而已。直到年，从库车苏巴什故城的古寺里出土的棺木中，人们发现一具遗骸，其头骨显然经人工矫正而呈扁平状，这证明玄奘记录的是确切的事实。而现在，我们也肩负着把丝绸之路的状况正确传达给后世的义务。NHK的中日共同取材特别节目《丝绸之路》可说是其中一环。但愿今后前往丝绸之路的旅人中不再有远征军的军人。附录/陈舜臣大事年表年2月18日出生于日本神户，自动取得日本国籍，祖籍中国福建省泉州，原籍台湾省新庄乡（现台北市）。祖父陈恭和写一手好文书，喜欢读书、篆刻以及盆景栽培等。父陈通在日本商社任职，在陈舜臣出生前一年，将全家移居神户。年5岁入小学前，陪伴兄陈笃臣一起跟随祖父诵读《三字经》，后来又读《诗经》、《小学》等，喜欢翻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插图，经常提出各种疑问。外号“爱哭鬼”。年11岁六年级时喜欢作文，有时一人钻进壁柜里神驰遐想，漫无边际地编织着故事情节；有时喜欢悠闲地看漫画书，也看江户川乱步和吉川英治等作家的读物。年12岁小学毕业前爆发了“六二六”事件。4月入神户市立第一神港商业学校（中学）。同年12月29日，由于神户近海举行帝国海军舰艇检阅式，学校对台湾和朝鲜籍学生的当天活动进行严格控制。因此，航模爱好逐渐减退，开始违反校规漫游街头，并感到作为殖民地中国人的悲哀，对前途担忧。年13岁7月7日北京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了解祖国的愿望变得更强烈。秋季，父亲公司某职工被特高警察以怀疑间谍为罪名逮捕，陈家受到牵连。当时，生活在两国敌对关系中殖民地的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处境十分艰难。年15岁第一神港中学四年学生（旧制）。打算升学却选择了就业班，因为升学班有课外补习，不能看喜欢的电影和书籍。当时，喜欢阅读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芥川龙之介的《河童》以及川端康成的作品。年16岁开始考虑报考大学的事情。由于爱好英语以及可免考数学，决定报考大阪外国语学校（现大阪大学外语系），并开始作考试准备。年17岁4月考入大阪外国语学校印地语专业。之所以选择该专业，是因为受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戈拉》作品中，知识分子超越民族主义达到普遍主义的影响。在大学英语课上，接触了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开始阅读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年18岁大学二年级。结识从台湾来日本报考大学的终身好友何既明，了解了台湾人受歧视的现状。开始阅读鲁迅和郁达夫的文学作品。此时，新生福田定一（司马辽太郎，文学家）入学。从二年级起选修波斯语，阅读了波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年19岁9月由于战争，提前大学毕业，留在母校做西南亚语言研究所助教。继续学习波斯语，阅读了诗人海亚姆的《四行诗集》。10月日本取消大学生和学童的暂缓征兵令。年21岁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由于国籍的改变，不能继续留校任教。辞去教职后准备回台湾。此时，读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深感自己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产生了要像杜甫那样以历史再现时代的文学创作念头。年23岁2月28日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件，约3万人惨遭杀害。目睹民众被枪杀，开始对台湾的现实感到失望，再一次感到作为中国人生存的困惑与悲哀。年25岁8月利用暑假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等。10月1日从收音机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10月返回日本，第一次写了一部三十多页没有标题的小说。年26岁3月26日与蔡锦墩结婚，新居在神户市生田区布引町。战后一度被中断的民间贸易再开，在父亲的贸易公司工作。年29岁经商之余阅读推理小说，产生要写此类小说的想法。从中国进口木材上的弹痕联想到中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萌发要将自己生存的时代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念头，阅读大量书籍开始历史研究。年33岁1月2日长女由果出生。对自己的将来感到不安。开始写小说，但小说的形式尚未确定。年35岁长女因流行性感冒住院，看护时为消除困意阅读推理小说，发现像这类小说自己完全能写。在妻子的鼓励下着手小说创作，决心成为作家。年36岁10月以笔名陈左其创作小说《在风之中》，进入第10届文学界新人奖最终候选阶段，虽没获奖但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心。年37岁8月以长篇推理小说《枯草之根》获得第7届江户川乱步奖，被评委赞誉为历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年42岁取材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推理小说《焚画于火》由《大众读物》杂志5月号至8月号连载。9月由文艺春秋出版单行本，成为第56届直木文学奖候选作品。年43岁相继在朝日、每日、东京、产经、现代等新闻杂志上登载随笔作品，还发表《再见玉岭》等12篇推理小说。第一部中国近代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全3册《鸦片战争》由讲谈社出版。从此文学创作逐渐转向历史小说。年45岁1月历史推理小说《青玉狮子香炉》获第60届直木文学奖。获得此奖项是日本文学界对其文学成就的认可，是步入主流文坛的标志，确立了专业作家的地位。年46岁继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直木文学奖后，3月《重见玉岭》和《孔雀之路》获昭和四十五年（）年度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在日本文学界一人能获取这三项殊荣的作家极为罕见。10月自传小说《青云之轴》开始连载。年47岁2月长篇历史推理小说《北京悠悠馆》由讲谈社出版。8月长篇随笔《日本人与中国人》由详传社出版，成为畅销书。10月《实录·鸦片战争》获第25届每日出版文化奖。年48岁9月29日中日签订共同声明，中日两国恢复外交关系。10月6日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旅行。与弟陈谦臣共著《日语和汉语》由详传社出版。年49岁因为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及访问中国，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散文随笔。8、9月经香港去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旅行。10月随笔《中国近代史札记》、游记《丝绸之路》开始连载。年52岁7月游记随笔《敦煌之旅》由平凡社出版。该书获第3届大佛次郎奖。年53岁6月任江户川乱步奖评选委员会委员。7月赴乌鲁木齐、喀什等地旅行，在返回北京时拜访茅盾。11月由平凡社出版《丝绸之路旅行》。年55岁3月为写《太平天国》赴中国采访旅行。4月历史随笔《西域余闻》由《朝日新闻》刊出。6月中国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太平天国》由《小说现代》连载。9月作为NHK电视台特别节目《丝绸之路》制作成员之一赴西安等地，同行成员还有井上靖、司马辽太郎等人。在北京拜访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年58岁9月至10月因NHK电视台《丝绸之路》节目采访赴伊朗、土耳其、意大利，后经北京返回日本。10月与弟陈谦臣共译姚雪垠所著《叛旗——小说李自成》由讲谈社出版。年59岁10月《叛旗——小说李自成》获第20届翻译文化奖。11、12月《中国五千年》由平凡社出版。年60岁4月与司马辽太郎、考古学者森浩一、民族学者松原正毅一起赴福建旅行，后去西安采访。5月参加第47届国际东京笔会，并与中国作协名誉主席周扬会谈。年61岁2月获NHK第36届广播文化奖。4月分别会见中国作协代表团团长张光年、丛维熙以及画家范曾。9月《诸葛孔明》开始连载。10月应邀参加林则徐诞辰周年纪念讨论会并赴福州访问。年62岁1月任第94届直木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3月开始在“NHK市民大学”电视讲座中讲解日中交流问题。以长篇历史小说为主的《陈舜臣全集》（全27卷）由讲谈社出版。12月全13卷通史《中国的历史——近现代篇》第1卷《黄龙不舞》由平凡社出版。年63岁4月为《茶事遍路》赴中国采访。5月《中国的历史——近现代篇》第2卷《落日余晖》由平凡社出版。8月赴中国北方旅行。11月《茶事遍路》由《朝日新闻》连载。年64岁1月NHK电视五日讲座“中国与日本——陈舜臣谈儒教和现代”，后经整理编成《儒教三千年》一书，年3月由朝日新闻社出版。5月《中国的历史——近现代篇》第3卷《黎明曙光》由平凡社出版。年65岁2月《茶事遍路》获第40届读卖文学奖（随笔·游记奖）。年66岁在《周刊朝日》8月10日号登载与溥杰就《最后的皇帝》的对谈。10月取得日本国籍。11月应台湾中国时报社的邀请赴台湾访问，时隔41年踏上故乡台湾的土地。年67岁3月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诸葛孔明》（上下）成为畅销书。6—7月为《读卖新闻》策划寻找成吉思汗之墓的节目，与江上波夫赴蒙古采访。7月《中国的历史——近现代篇》第4卷《大同之梦》由平凡社出版。年68岁3月《诸葛孔明》获第26届吉川英治文学奖。9月参加在大连由日本每日新闻社和中国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日中文化经济研讨会，作题为“现时期友好哲学”的演说。在北京为长篇小说《耶律楚材》收集资料，并拜访中国作协的冯牧、邓友梅、陈喜儒等作家。28日出席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宴会。年69岁1月27日获第63届朝日奖。4月8日获朝日奖和古稀之年的祝贺会在帝国饭店举行。5月为小说《耶律楚材》再次赴中国采访。年70岁1月辞去从年一直担任的直木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5月《耶律楚材》（上下）由集英社出版，成为畅销书。8月10日在为纪念宝塚歌剧团成立80周年的演讲中，突发脑溢血昏倒不省人事，住院5个月。因已预定在《朝日新闻》上连载长篇小说《成吉思汗一族》，开始用左手练习写作。年71岁1月13日结束了5个月的病榻生活。17日发生阪神淡路大地震，一周后去冲绳疗养。作品中曾多次描述大震灾的情况，是亲身经历的继大水灾、美军轰炸神户后的第三次灾害。3月因文化成就获得第51届日本艺术院奖。11月获第3届井上靖文化奖。年72岁2月12日文学同仁司马辽太郎去世。3月10日由于身体不适没能参加在大阪皇家饭店举行的纪念司马辽太郎的仪式，请人代读“春泥未晒菜花边”的追悼诗。7月为纪念香港回归中国，由讲谈社再版珍藏版《鸦片战争》。写出15篇纪念司马辽太郎的随笔。10月获大阪艺术奖。年74岁1月任司马辽太郎评选委员会委员。1—2月去夏威夷旅行，自患脑溢血后每年冬季去温暖的地方疗养。5月去上海、台北旅行。8月为采访修建横跨美国大陆铁路的中国人赴美。11月荣获三等瑞宝勋章。《曹操——魏曹一族》（上下）由中央公论社出版，成为畅销书。年75岁5月发行全30卷《陈舜臣中国图书馆》，之后在帝国饭店举行该书出版发行庆祝会。早稻田大学综合学术情报中心陈列《陈舜臣中国图书馆》全卷图书，并于5月31日至6月13日举行“陈舜臣展”。为将要连载的小说《桃源乡》赴云南采访。年76岁由中央公论社出版《陈舜臣中国历史短篇集》（全5卷）。3月16日台湾友人及日本出版编辑人员聚集在台北，举行纪念其结婚50周年祝贺会。8月为连载小说《桃源乡》追加采访赴西班牙和葡萄牙。1年77岁5月参加在美国举行的每日新闻国际会议开幕式，后去古巴采访。10月5日由集英社出版《桃源乡》。以上是截至1年陈舜臣创作的轨迹和作品。陈舜臣在80岁高龄之后仍有著作不断问世，如反映孙中山年辛亥革命的小说《青山一发》（3）、《曹操——魏曹一族》的续篇《曹操残梦》（5）、《龙凤之国——追寻中国王朝兴衰源流》（5）、《六甲随笔》（6）、《论语抄》（7）等新作。（陈舜臣大事年表由曹志伟整理、提供）书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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